近日友人多研究东晋南北朝音韵问题，甚可喜也。寅恪颇欲参加讨论，而苦于音韵之学绝无通解，不敢妄说。兹仅就读史所及，关涉东晋南朝之吴语者，择录数事，略附诠释，以供研究此问题者之参证。虽吴语吴音二名词涵义不尽相同，史籍所载又颇混用，不易辨析，但与东晋南朝古音之考证有关则一也。
宋书捌壹顾琛传（南史叁伍顾琛传同）云：
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
寅恪案，史言江东贵达者，唯此数人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断可知矣。
南齐书肆壹张融传（南史叁贰张邵传附融传同）略云：
张融，吴郡吴人也。出为封溪令。广越嶂崄，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
寅恪案，世说新语雅量篇略云：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
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
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晋书柒玖谢安传同。）
据此，则江东士族不独操中原之音，且亦??洛下之咏。张融本吴人，而临危难仍能作洛生咏，虽由于其心神镇定，异乎常人，要必平日北音习熟，否则决难致此无疑也。
颜氏家训音辞篇云：
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寅恪案，南北所以有如此不同者，盖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河北则社会阶级虽殊，而语音无别故也。
南史肆伍王敬则传略云：
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后与王俭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时徐孝嗣于崇礼门候俭，因嘲之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人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县吏，徼幸得细铠左右，逮风云以至于此。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何恨。」了无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南齐书贰陆王敬则传略云：
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世祖御座赋诗，敬则执纸曰：「臣几落此奴度内。」世祖问：「此何言？」敬则曰：「臣若知书，不过作尚书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寅恪案，敬则原籍临淮，后徙晋陵，其先世本来是否北人？姑不必考。但其居晋陵既久，口操吴语，则不容疑。据敬则传，有二事可注意者：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得以推知，此点可与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言者参证，此其一也。敬则属于庶人阶级，故交接士庶概用吴语，故亦不能作诗。若张融者，虽为吴人，但属于士族阶级，故将死犹作北咏。至于王俭，则本为北人，又为士族，纵屡世侨居江左，谅亦能以吴语接待庶族，而其赋诗，不依吴音押韵，断然可知，此其二也。
魏书伍玖刘昶传（北史贰玖刘昶传同）略云：
诃詈童仆，音杂夷夏。
史臣曰：昶诸子尫疎，丧其家业。（萧）宝夤背恩忘义，枭獍其心。此亦戎夷彯狡轻薄之常事也。
南史壹肆晋熙王昶传略云：
昶知事不捷，乃夜开门奔魏。在道慷慨为断句曰：「白云满障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
寅恪案，刘昶萧宝夤皆南朝宋齐皇子，同为北人之后裔，而世居于江左，俱以家难奔北者。昶之「音杂夷夏」之「夷」，据魏收所作传论「戎夷彯狡轻薄」之语，知是指江左而言，盖以夏目北魏为对文也。然则所谓「音杂夷夏」即是音杂吴北。魏收欲极意形容刘昶之鄙俚无文，而不知其童仆之中必有庶族吴人，昶之用吴语诃詈童仆，正是江东以吴语接庶族之通例。至其作诗押韵，自附风雅，谅必仍用北音，如道中所作断句用起里二韵与西晋北人如齐国左思之吴都赋及东晋北人如河东郭璞之巫咸山赋山海经图大泽赞吉良赞用韵正复相同（俱见于海晏先生汉魏六朝韵谱第贰册第陆捌页下），可资参证，且仅二韵，故尤难据以论证昶之作诗用吴音押韵也。
世说新语排调篇云：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寅恪案，琅邪王导本北人，沛国刘惔亦是北人，而又皆士族。然则导何故用吴语接之？盖东晋之初，基业未固，导欲笼络江东之人心，作吴语者，乃其开济政策之一端也，观世说新语政事篇所载：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寅恪疑「兰阇」与庾信之小字「兰成」同是一语，参考陈思小字录引陆龟蒙小名录。）群胡同笑，四坐并懽。
之条，则知导接胡人尚操胡语。临海任客当是吴人，虽其属于何等社会阶级，不可考知，但值东晋创业之初，王导用事之际，即使任是士流，当亦用吴语接待。然此不过一时之权略，自不可执以为江左三百载之常规明矣。今传世有王导麈尾铭一篇，载于北堂书钞壹叁肆、艺文类聚陆玖、太平御览柒佰肆等卷，以理子俟为韵，与西晋北人如齐国左思之白发赋，谯国曹摅之思友人诗其用韵正同，（俱见于海晏先生汉魏六朝韵谱第贰册第陆捌页下。）至其文之是否真出于王导，及为导渡江以前或以后所作？皆不可考知，然足征导虽极力提倡吴语，以身作则，但终未发见其作韵语时，以吴音押韵之特征也。
据上引史籍之所记载，除民间谣谚之未经文人删改润色者以外，凡东晋南朝之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韵者，依其籍贯，纵属吴人，而所作之韵语则通常不用吴音，盖东晋南朝吴人之属于士族阶级语者，其在朝廷论议社会交际之时尚且不操吴语，岂得于其摹拟古昔典雅丽则之韵语转用土音乎？至于吴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韵语，亦必依仿胜流，同用北音，以冒充士族，则更宜力避吴音而不敢用。故今日东晋南朝士大夫以及寒人所遗传之诗文虽篇什颇众，却不能据以研究东晋南朝吴音与北音异同及韵部分合诸问题也。
或问曰：信如子言，东晋南朝诗文其用韵无吴北籍贯之别，则何以同一时代，而诗文用韵间或不同？（见清华学报第壹卷第叁期王力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第柒捌玖页。）其中岂亦有因吴北籍贯之异，而致参差不齐者耶？
应之曰：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原籍虽各有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无疑义。故吴人之仿效北语亦当同是洛阳近傍之方言，如洛生咏即其一证也。由此推论，东晋南朝疆域之内其士大夫无论属于北籍，抑属于吴籍，大抵操西晋末年洛阳近傍之方言，其生值同时，而用韵宽严互异者，既非吴音与北音之问题，亦非东晋南朝疆域内北方方言之问题，乃是作者个人审音之标准有宽有严，及关于当时流行之审音学说或从或违之问题也，故执此不足以难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