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论四声者多矣。寅恪于考古审音二事皆未尝致力，故不敢妄说。仅就近日在清华园讲授所及，提出三浅显之问题，试拟三简单之解答，并择录旧籍之有关者，略加诠释，附于第二解答之后，以资参证。凡所讨论，大抵属于中古文化史常识之范围，其牵涉音韵学专门性质者，则谨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概不阑入，藉以藏拙云尔。
初问曰：中国何以成立一四声之说？即何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五声，或七声，抑或其他数之声乎？
答曰：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声之故也。
再问曰：四声说之成立由于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既闻命矣。果如所言，天竺经声流行中土，历时甚久，上起魏晋，下迄隋唐，六七百年间审音文士善声沙门亦已众矣。然则无论何代何人皆可以发明四声之说，何以其说之成立不后不先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创其说者非甲非乙，又适为周颙、沈约之徒乎？
答曰：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
上述理由请略征旧籍，以资说明。但吾人今日可藉以考知六朝经呗之概略者，仅存极少数之资料：如慧皎高僧传中经师诸传及日本高野山所藏写本鱼山集等而已。鱼山集之声谱寅恪未能通解，可以不论。兹择取高僧传所载与旧史及他书之文互相释证于下：
高僧传拾伍支昙籥传云：
支昙籥本月支人。寓居建业。少出家。憩吴虎丘山。晋孝武初勅请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籥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
又释法平传云：
释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业。与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马寺。为昙籥弟子。共传师业。响韵清雅，运转无方。兄弟并以元嘉末卒。
又释僧饶传云：
释僧饶建康人。出家。止白马寺。偏以音声着称，擅名于宋武之世。响调优游，和雅哀亮，与道综齐肩。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时同寺复有超明明慧。少俱为梵呗。长斋时转读。亦有名当世。
又释道慧传云：
释道慧姓张。浔阳柴桑人。止庐山寺。特禀自然之声，故偏好转读。后出都，止安乐寺。转读之名大盛京邑。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又释智宗传云：
释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谢寺。尤长转读。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时有慧宝道诠。虽非同时，作法相似。甚丰声而高调，制用无取焉。宋明忽赏道诠。议者谓逢时也。
又释昙迁传云：
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彭城王义康范晔王昙首并皆游狎。及范晔被诛，门有十二丧，无敢送者。迁抽货衣物，悉营葬送。孝武闻而叹赏，谓徐爰曰：卿着宋书，勿遗此士！齐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时有道场寺释法畅瓦官寺释道琰并富声哀婉，虽不兢迁等，抑亦次之。
又释昙智传云：
释昙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东安寺。既有高亮之声，雅好转读。宋孝武萧思话王僧虔等并深加识重。齐永明五年卒于吴国，年七十九。
又释僧辩传云：
释僧辩姓吴，建康人。出家，止安乐寺。少好读经，受业于迁畅二师。初虽祖述其风，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独步齐初。声震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辩以齐永明十一年卒。
又释昙凭传云：
释昙凭姓杨。犍为南安人。少游京师，学转读。止白马寺。音调甚工，而时人未之推也。于是专精规矩，更加研习。晚遂出群，翕然改观。
又释慧忍传云：
释慧忍姓蒉。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宝寺。无余行解，止是爱好音声。初受业于安乐辩公，备得其法，而哀婉细妙，特欲过之。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所得最为长妙。于是令慧微僧业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昙慧满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余人皆就忍受学。遂传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余。
释法隣。释昙辩。释慧念。释昙干。释昙进。释慧超。释道首。释昙调。
凡此诸人并齐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陕庸蜀亦颇有转读。然止是当时咏歌，乃无高誉，故不足而传也。
论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者盖寡。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籥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止一千而已。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正可三百余声。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始着太子颂及睒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
据上所择要迻录之僧传原文，有三事可以注意，即善声沙门最众之地，善声沙门最盛之时，及曹植鱼山制契之传说最先见于何书是也。请分别言之：
僧传所载善声沙门，几全部为居住建康之西域胡人，或建康之土著。盖建康京邑，其地既为政治之中心，而扬州又属滨海区域，故本多胡人居住，世说新语政事篇王丞相拜扬州条即是一例。过江名士所以得知此「弹指」「兰阇」之胡俗胡语者，或亦由建康胡化之渐染，非必前居洛阳时传习而来也。夫居住建康之胡人依其本来娴习之声调，以转读佛经，则建康土著之僧徒受此特殊环境之薰习，其天赋优厚者往往成为善声沙门，实与今日中国都邑及商港居民善讴基督教祀天赞主之歌颂者，理无二致。此为建康所以多善声沙门之最要主因，而宫廷贵族之提倡尚在其次也。
又据僧传所记善声沙门之生卒年岁推之，是建康经呗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世，而极于齐之初年。若复取旧史及他书以为参证，则知四声说之成立，其间因缘会合，盖有物理之所必致，而非人事之偶然者也。
僧祐出三藏记集拾贰齐竟陵文宣王法集目录内载：
与何祭酒赞法滋味一卷。赞梵呗偈文一卷。梵呗序一卷。转读法并释滞一卷。
又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法集目录内载：
经声赋。
南齐书肆拾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南史肆肆同）云：
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梁书壹武帝纪（南史陆同）云：
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参阅梁书拾叁南史伍柒沈约传。）
南齐书贰壹文惠太子传（南史肆肆同）云：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
南齐书肆壹周颙传云：
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
南史叁肆周颙传云：
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着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子舍。舍善诵诗书，音韵清辩。
南齐书肆壹周颙传云：
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举昙济自代，学者荣之。官为给事中。（寅恪案，传文疑有譌脱。）
南齐书叁武帝纪（南史肆同）云：
永明七年五月乙巳，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王俭薨。
南齐书贰叁王俭传（南史贰叁同）云：
［永明］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三年，领国子祭酒，又领太子少傅。（寅恪案，南齐书九礼志建元四年太祖崩，罢国学。永明三年复立。南齐书王俭传永明二年下「国子祭酒」四字当依南史删正。）
梁书拾叁沈约传（南史伍柒同）云：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史肆捌陆厥传（参阅南齐书伍贰陆厥传）云：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蠭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覩，或暗与理合，非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覩，近于诬乎？约答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髣髴矣。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着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
梁书肆玖庾肩吾传（南史伍拾同）云：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钟嵘诗品云：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妍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者异矣。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乃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颙卒年史不记载，据传文推之，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薨逝以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后。即使不及见永明七年二月竟陵王经呗新声之制定，要亦时代相距至近。其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王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又颙传言：「太学诸生慕颙之风，争事华辩。」其所谓「辩」者，当即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及其子舍「善诵诗书，音韵清辩」之「辩」。皆四声转读之问题也。梁武帝虽居「竟陵八友」之列，而不遵用四声者，据隋书拾叁音乐志载「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而梁书叁武帝纪（南史柒同）又载其「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盖由于好尚之特异，后来简文帝之诋娸永明新体之支派者（见梁书肆玖南史伍拾庾肩吾传简文与湘东王书），殆亦因其家世兴趣之关系欤？沈约宋书壹佰自序云：「［永明］五年春，又被??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谢灵运传论之作正在此时。是其四声之说实已成立于此时以前。当与周颙不甚相先后，盖同是一时代之产物，俱受佛经转读之影响而已。至范晔自序之所言，观昙迁一传，可知其实受当时善声沙门之薰习，而自来读史者所未尝留意也。总之，四声与经声之关系，迄今千四百余年，尚未有人略能言及。故司马氏资治通鉴壹叁陆于永明二年记竟陵王子良招致名僧，讲论佛法事，全袭用南齐书南史旧文，而删去「造经呗新声」之语。谢氏小学考贰玖录南史陆厥传亦不载王斌附传。是皆「不了此处」。兹特为发其覆如此。而今而后，庶几不致「此秘未覩」乎？
据僧传后论，转读与梵呗有别，竟陵王所造新声乃转读之声，非梵呗之声。盖转读之声即诗品所谓不备管弦，而有声律者也。梵呗问题非本篇范围，似可不论。但二者实互有关系，而又俱托始于陈思。故转读与陈思之关系，即鱼山制契之传说，则尤不得不先推求其起原之时代，以为「四声说史」之「前编」也。考瑞应本起经为支谦所译。谦事迹载高僧传壹康僧会传中。据传，谦以汉献帝末避乱于吴。孙权召为博士，举韦昭诸人辅导太子。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先后共译出四十九经。又据魏志拾玖陈思王植传，植以魏明帝太和三年徙封东阿。六年封陈王。发疾薨。鱼山在东阿境。植果有鱼山制契之事，必在太和三年至六年之间。然当日魏朝之法制，待遇宗藩，备极严峻，而于植尤甚。若谓植能越境远交吴国，删治支谦之译本，实情势所不许。其为依托之传说，不俟详辨。此传说之记载，寅恪所知者有二：一出刘敬叔之异苑（在今本卷伍中），一出刘义庆之宣验记。（见唐湛然法华文句记伍所引，但湛然误以刘义庆为梁人。）二人皆晋末宋初人。是此传说东晋之末必已流行无疑。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伍载支谦译瑞应本起经二卷。下注云：
黄武年第二出，与康孟详译者（寅恪案，此即第一出。）小异。陈郡谢锵、吴郡张洗等笔受，魏东阿王植详定。见始兴录及三藏记。
寅恪案，今僧祐出三藏记集贰载有支谦译瑞应本起经二卷。并无「魏东阿王植详定」之语。出三藏记集全袭道安经录，可知道安经录中无此语。道安录成于晋孝武帝宁康二年（见出三藏记集伍引道安经录自序）。又可知晋孝武以前无曹植删定瑞应本起经之说也。然则此语必出于始兴录。此录今不传。今存之佛藏诸目录亦皆不言其为何时何人所作，无从详考。但历代三宝记玖载：「晋孝武世沙门圣坚于河南国为乞伏干归译十四经。其十经见始兴录。始兴即南录。」又检三宝记所着录之经目注出始兴录者，计其译述时代，下至卷十一之
灰河经一卷见始兴录
（南齐）武帝世沙门释法度出
为止。故据此可断定始兴录之作者必为江左南朝之人。而其生年至早为南齐武帝之世，或即永明时人，亦未可知。是始兴录中曹植详定瑞应本起经之语乃受经呗新声之影响，采用东晋末年之传说。其书晚出，远在刘敬叔异苑及刘义庆宣验记之后也。又考高僧传载江左善声沙门始于昙籥。籥于东晋孝武时梦天神授以声法，觉因裁制新声。证以成于孝武时之道安经录未有曹植详定瑞应本起经之语。可知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含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原。然则「四声说史」之「前编」谓在典午南迁之季世，纵或不中，亦不甚远乎？又梵呗亦肇自陈思之说，因认太子颂及睒颂等为陈思所作之故。太子颂姑不论。睒颂者即据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五睒菩萨本生而作之颂。考高僧传壹康僧会传云：会以赤乌十年始达建业。魏志拾玖陈思王植传云：（太和）六年发疾薨。吴大帝赤乌十年，即魏齐王芳正始八年，上距魏明帝太和六年，即植薨之岁，已十五年之久。陈思何能于其未死之前，预为未译之本作颂耶？其说与删治瑞应本起经事同为依托，而非事实，固不待详辨也。
三问曰：读宋书谢灵运传论南史陆厥传所载厥与沈约问答之书及诗品所记王融告钟嵘之语，窃有疑焉。凡约之所论，及厥之问约，约之答厥，融之语嵘者，皆四声之问题也。然俱以宫商五声为言，而绝不及四声一语。若四声与五声同物，则约仍用五声之旧说可矣，何必又新创四声之说，别撰四声之谱乎？若四声与五声不同物，则约论非所论，融语非所语，厥问非所问，约更答非所答矣。然则四声与五声之同异究何在耶？
答曰：宫商角徵羽五声者，中国传统之理论也。关于声之本体，即同光朝士所谓「中学为体」是也。平上去入四声者，西域输入之技术也。关于声之实用，即同光朝士所谓「西学为用」是也。盖中国自古论声，皆以宫商角徵羽为言，此学人论声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去入四声之分别，乃摹拟西域转经之方法，以供中国行文之用。其「颠倒相配，参差变动」，如「天子圣哲」之例者，纯属于技术之方面，故可得而谱。即按谱而别声，选字而作文之谓也。然则五声说与四声说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两种截然不同之系统。论理则指本体以立说，举五声而为言，属文则依实用以遣词，分四声而撰谱。苟明乎此，则知约之所论，融之所言，及厥之问约，约之答厥，所以止言五声，而不及四声之故矣。
又此第三解答之意旨实启自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子注）、王（王国维观堂集林捌五声说）。今更借喻同光旧说，重为引申。至王氏以阴阳平上去入为三代秦汉间之五声，其言之当否，别是一事，可置不论。此解答所窃取者，止段、王同主之一谊，即「四声之说专主属文」而已。斯谊而是也，固不敢掠美于前修；斯谊而非也，则愿俟知音之新解。
（原刊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