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外受伤

20 世纪60 年代末,我家居住在五塔寺前院。在我三四岁时,有一天半夜,突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院门,那时,普通居民都住平房,我妈穿好衣服出去开院门,我也迷迷糊糊醒来,听到院子里隐隐约约有人跟母亲说话。随后,家门被重重推开,我躺在被窝里扭头朝家门口看去,母亲跟一个拄着双拐、头上和脸部缠满纱布的人进到家里。

我一时还没看清是谁,在惊呆和纳闷儿的时候,听到母亲和父亲说话的声音,才懵懵懂懂地知道父亲受伤了,也没敢问一问父亲发生什么事情了,更不懂得关心一下父亲,少不更事的我,过不久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被单位派来的同事送到医院治疗,同时单位派人给父亲陪床。我和妹妹太小,需要母亲随时照料我和妹妹,不能到医院给父亲陪床。附近再没有其他亲人,他们都还在老家,我们也没有告诉老家亲人父亲受伤。

父亲住院后,不断有父亲的同事和邻居来家安慰母亲,通过他们的交谈,我才知道一些父亲受伤的经过。

原来父亲在拉煤的半路上汽车出现故障,不能行驶,是大故障,父亲没能排除掉,和父亲相跟的另一位汽车司机,开上汽车回单位,把一位韩姓的汽车修理师傅拉到父亲汽车出故障的地方,等把汽车修理好后,韩姓师傅开车试车,父亲坐在副驾驶位上,在倒车时正有一辆毛驴车赶过来,他为躲避毛驴车时把方向猛打到另一边,但没注意到有一条沟,车倒进沟里翻了。结果,父亲的一条腿骨折,一侧的脸部扎进车窗碎玻璃,驾驶卡车的修理师傅也受了轻伤。

父亲受伤后,就近在小医院做了一些简单处理,准备回呼和浩特到大医院做更好的治疗。所以,就连夜往回赶,先在半夜把父亲送回我家,等第二天送大医院治疗。这是父亲在开汽车四十年中唯一受过的伤。

父亲的腿伤治愈了,但脸部伤处还是隐隐疼痛,用手摸还发现有硬块。半年后再到医院检查,确认还有残余玻璃碎块,又做了一次小手术把残留的碎块清理干净,脸上也因此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

那时,父亲一年当中有半年时间在外地拉煤,在呼和浩特有两个大型运输单位,除了父亲所在的内蒙古一建汽车队,还有呼和浩特市运输公司,任何单位需要汽车运输都找“呼运公司”。此外,呼和浩特铁路局也有一个汽车队,主要供铁路局内部使用,很少对外,父亲单位在满足本单位需求的同时,大量承揽对外运输业务。

所以,父亲一年四季都非常繁忙,连过春节都不能保证正常休息。尤其是天冷后,我很少能见到父亲,白天他拉煤回到市区,上午或下午把煤卸完,如果天没黑就跟母亲打个招呼继续拉煤。有时好几天连母亲都见不着父亲,父亲就让我家邻居给我妈捎话。父亲单位的好多同事,跟我们居住在一个大院,等我长到能说清楚话时,母亲等天黑下来还不见父亲回来,就让我到邻居家问一问父亲是不是拉煤去了。有时邻居还主动来我家告诉父亲的消息。住在一个大院的司机家属们,就怕自己的家人出事故或者汽车坏在半路上被冻坏饿坏,经常相互打问自己家人是否去拉煤和拉运其他货物的消息,这样家属才放心。

父亲只有在当天拉煤卸完后,在天色太黑才回家住。

正常情况下拉趟煤需要两天时间,可父亲把拉一趟煤的时间压缩到一天半。白天卸煤后父亲开车在公路上行驶,到天黑后赶到煤矿附近才住旅店,到了旅店才吃饭。有时一天就吃一顿饭,早晨简单吃点东西,中午遇不上饭店干脆不吃饭,就等晚上遇到旅店后饱饱吃一顿,再喝一会儿茶水,就赶快睡觉。父亲每天平均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晨早早起床先排队先装煤。多数时候,父亲吃了晚饭后就到煤窑排队,利用排队的空闲在汽车上睡觉,就为了能早装上煤。

等晚上去或天亮排队,汽车就很多,再排队非常耽误时间,早装上煤后,如果父亲十分困倦就在汽车里再睡,或走到半路上睡觉,这样又能赶出不少时间。

父亲为什么干劲这么足?

首先,是父亲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干好,以报答单位对他的培养。

再者,父亲肩上已担负两个家庭的重担,除了我们家外,奶奶和叔叔姑姑们也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牵挂。父亲每个月基本上都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能得到超额奖金。每拉一趟货物都有一次补贴金,这样收入会增加很多,相当于一个人挣两份工资,父亲经常给奶奶他们钱,想让他们的生活改善一些。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一个哥哥在三岁多时夭折了,还有一个姐姐在一岁多时也夭折了。由于当时生活比较困难,又赶上“**”,父亲单位比较忙,他又是个工作狂,小家庭观念淡薄等原因,我的哥哥和姐姐太早地离开了这个多彩的世界,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成了家中的长子,我出生后,被父母亲特别娇惯,变得很任性,父母跟我回忆说:“你一两岁的时候,脾气可大,又不听话,不高兴的时候经常趴到妈妈身上,把妈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往下拽,等疼得受不了,才不让拽。”

“也是在你一两岁时,有一次回老家,在爷爷家中,你用喝水的铁缸子打妈妈头,爷爷实在看不下去,就说哪有你们这样惯娃娃的,妈妈才不让你再打。”

我记得在自己三四岁时,一天我正在炕上玩,家中来了几个父亲的好朋友和好邻居,忘了什么原因,我不高兴了,就把炕上的衣服和手绢儿往地下扔,谁也哄不住。这时有个大人递过一支点着的香烟让我抽,看见大人们抽烟,我也觉得挺好玩,就接过来猛抽了几口,马上被呛得连连咳嗽又流泪,大人们都大笑起来,我把抽的烟也扔到地上。

有人过来给我擦眼泪,这时我坐在炕上才安静下来。出生不久,爷爷也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就让学习最好的大姑给我好好起个名字,只要长命就行,不求有什么大的希望。

经过大姑的斟酌,给我起了一个名字——茂盛,爷爷拍板说:“行!”我的名字就是这么起的。

我现在是有儿子的人,最知道父母亲失去一儿一女时剜心般的刺痛,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真不知父母是怎样熬过那两段痛苦岁月的……父亲每天用超大的工作量,来冲淡内心的伤痛,只有工作起来不想其他的事,或者少想其他的事,忘我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以减轻内心的伤痛,内心会安稳许多。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段时间正赶上“**”,父亲不愿意参加单位的派别。

父亲在想:自己是个半文盲,根本没有真知灼见去判断政治风向。作为一个职工本职就是干活,不干活还叫什么工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

所以,父亲每天埋头工作,尽量减少在单位的时间,以减少矛盾产生的机会,手握方向盘奔忙在公路上,干自己应该干的事。

二、父亲参加救灾

1977 年冬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遭受罕见重大雪灾。

在我居住的居委会的居民们,每家每户都蒸窝头,还捐献棉衣支援灾区,这是居委会分配的任务,大家也都担心灾民们挨饿受冻,全都积极参与当中。

因为,内蒙古一建汽车队,是全内蒙古大型卡车最多和车型最先进的运输单位,还有许多复转军人当司机,社会信誉度高,是个信得过的单位,所以,有重大事情发生需要卡车时,政府指派内蒙古一建汽车队去完成。那可是政治任务,也就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事情。

父亲和另两位司机被派出完成救灾的任务,共开三辆卡车去参加救灾,从呼和浩特往河北省张家口拉运各种救灾物资,主要拉运食物、棉衣、草料等物资,运到张家口的救灾抗灾指挥部就完成任务。由指挥部统一安排,用各种陆地运输设备和飞机,再运到或空投到灾区和灾民中,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体现了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表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友爱的精神!

三、开汽车到上海

20 世纪70 年代末,内蒙古一建汽车队分配父亲跟另外两个司机同行,他们各自驾驶“芙桑牌”卡车去上海,另外还有一个汽车技术员相随,负责排除卡车在半途中出现的故障。这次去上海的任务是,从呼和浩特出发,到山西大同拉上煤后再运到上海,返回时拉上打桩机,这几套机械设备在建筑工地上使用。

父亲开的“芙桑”牌卡车是从日本进口的车,这款车是齐头的,视野好,操作灵活,速度还快,当时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运输卡车。

那时候,父亲开着这辆卡车到呼和浩特市清水河拉煤。

当地老乡多次请父亲用这辆车娶新媳妇,老乡们娶新媳妇多数用马车,能用上卡车感觉挺气派,算是比较有面子的一件事,好歹是进口车。

入冬后,父亲他们几人从呼和浩特市出发到上海,里程两千多公里。当时没有

高速公路,道路远不如现在

发达,父亲跟同事们都没

有走公路到过上海,都不

熟悉路线,又不熟悉路况,

单位领导并没有要求这趟

拉运任务在多长时间内完

成,只是要求,都安全出去,

再安全回来。

他们最先是去山西大同拉煤。那时全国的交通运输和物流不发达,南方地区很缺煤,很多地区到冬天不点炉子,更没有暖气取暖,煤在南方属于稀缺资源,销路非常好。

父亲跟同事们从大同出发后,一边赶路一边打问去上海的路线怎么走,那时还没有完整的全国公路地图册,更没有导航仪,公路上的指路牌也不齐全,全靠当地人给指路。

父亲先后路过邯郸、郑州、无锡、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最后到达上海。

在沿途上路过各地的名胜古迹,都蛮有兴趣地饱览一遍。虽然刚入冬,尤其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草青树绿花朵绽放,河水湖水在流淌,尚未结冰,对北方人来说会产生错觉,是不是已到冬天?同时还可吃遍沿途的美食名吃。

他们每到一座城市后,先找旅馆安排好住宿后,再找饭馆吃饭,要一桌当地的名吃,再上好酒。有些美食不对北方人的口味,但父亲他们也要品尝一下,抱着好奇的想法尝试一下。当时的司机们不差钱,相当于现在的大款。当时有句俗话说:四个轮子要一转,给个县长也不换。说明司机是比较吃香的职业。总有当地人问他们:“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人说:“是内蒙古人。”当地人马上接着说:“你们内蒙古人就是有钱,每天吃牛羊肉喝酒,生活条件太好啦!”他们以为父亲他们来自内蒙古,就都是蒙古族的。

确实,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有相当多的优惠政策,好多生活必需品优先保障供应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的粮食供应,内蒙古地区的细粮供应比是40%,牧区蒙古族的比例还要高些。其他的粗粮供应主要是炒米,内蒙古地区的汉族60% 的粗粮是各种杂粮都有,而其他省市的细粮供应量更少。那个年代,一个家庭每天吃一顿白面和大米,就是好生活啦!

还有内蒙古地区的工资收入要多些,有风沙费、地区差别补助、支边费等其他省所没有的收入。

其实,和父亲一起去上海的几位同事没有一个是蒙古族,全部是汉族。等回到家后,也不是每天都能吃牛羊肉,也不是每天喝酒。没有到过内蒙古的人,几乎都是那么认为的。

我想起另外一件有趣的事。1984 年暑假期间,我的二弟正在上小学,他所在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五塔寺小学足球队,通过多次比赛选拔后获得呼和浩特市第一名,代表内蒙古队参加全国少年“苗苗”杯足球比赛,比赛名称现在记不太准确了,比赛地点就在上海市。二弟所在的小学足球队是代表内蒙古队参加全国性比赛的,由内蒙古体委和呼和浩特市体委工作人员带队,二弟所在球队的教练,也就是五塔寺小学的体育老师张明老师同行。

从呼和浩特市坐火车到北京后,再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

当时没有呼和浩特市直接到上海的列车,球队在北京停留了几天,先跟北京少年足球队联系好要踢两场比赛。

内蒙古足球队跟北京少年足球队在北京踢了两场友谊赛,最后踢了个平手。友谊赛

后二弟他们球队在北京游

玩了两天,二弟还在天安

门广场身着球队运动服蹲

着手扶足球留下一张黑白

纪念照,又在人民大会堂

前拍了一张黑白照。

之后,球队到上海参

加正式比赛,经过激烈友

好的比赛,最终,内蒙古

少年足球队获得第七名。这成

绩是当时内蒙古所有年龄段足

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为内蒙

古足球界争得了荣誉。球队回

到呼和浩特市后,玉泉区政府

副区长为球队举行了庆功会。

二弟在比赛期间,有一位

上海队的女教练,非常喜欢二

弟,二弟是我们兄弟三人中长得

最英俊帅气的,女教练跟二弟交

谈了几次,有一次问二弟:“你为什么不穿蒙古袍?你们家住在蒙古包?你们每天是不是骑马上学?你们每天就吃牛羊肉没有菜?你们那里的草原有多大?”一大堆问题,问得二弟一头雾水,只是回答:“不是、不是,不知道。”问得太多时也只会大概地解释一下,太多的事他也不明白。二弟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到过草原牧区,不知道真实的牧区是什么情况。

球队从上海返回呼和浩特市时,那位女教练让二弟留下家庭住址和学校地址,希望以后跟二弟保持书信联系。

这次父亲和同事到上海,跟经常赶路抢任务的工作相比较,也算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自驾旅行。边走路,边游玩,边品美食,这辈子也是难得的机会,经过十天左右终于到达上海。他们先找到打桩机

生产厂家,再游览上海的名

胜古迹,品尝上海美食,全

方位地感受大上海的盛名。

在黄浦江边留下两张纪

念照,一张是父亲手扶黄浦

江边栏杆的照片,另一张是

父亲站在自己驾驶的“芙桑”

卡车旁以黄浦江为背景的照

片,两张都是黑白照片。

父亲在苏州虎丘山照了一张黑白照片。

父亲到上海的任务是不能耽误的,该办正事啦!他们将打桩机装上后启程,沿来上海时的路返回,经过一个星期的行驶,返回呼和浩特市,顺利完成任务。

四、生活中的父亲

生活中的父亲,干家务活和娴熟驾驶汽车相比,那反差实在太大。父亲青少年时干的多是力气活,奶奶是干家务的能手,把家中的做饭和洗衣之类的活全包,这些活基本不用他干。父亲早早出门在外,十二岁时去老舅舅家干农活,十八岁时在单位食堂吃饭,又开始过集体生活,所以一直就很少干家务活。

父亲在家里也做饭,但口味一般,能做熟就行。他工作后出车,不是住旅店,就是下饭馆,都是吃现成饭,很少做饭,更是没有机会干家务活。

在我上学前和刚上学时,是父亲给我理发的。有一次,不知是手动推子年久失修,还是我的头发太硬,刚推了几下就推不动了,又试着推了几次,还是推不动,父亲一气之下把推子摔到砖地上,推子被摔得分了家,可头发还没理好。我只好顶着理了半截的头发来到理发馆。我一进理发馆,理发师傅奇怪地盯着我问:“你这是咋啦?”我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笑笑说:“来,坐下给你理理。”

理发师傅接着给我理完。后来,又出现给我给理发时推不动的情况,父亲又将手动推子摔烂了。从此,父亲再也不给我理发了,让我以后到理发馆理发。

我上小学时特别爱玩,玩的是花样百出。我有几十种玩具和玩法,玩具基本是自己制作,或让伙伴们做,就连写完作业的废本子也能做出几种玩法。少数玩具也让父亲给做,每个季节都有几种玩法。到冬季时,我最爱玩滑冰车,自己做的冰车单薄不结实,我就让父亲给我做了一辆冰车,带回家一看,又大又笨重又难看,但真够结实,我用双手抱起都有些费劲。等我跟小伙伴们到离家稍远的冰河上滑冰时,我半途中放下冰车休息一下,眼看着一起相跟的小伙伴们朝冰场走去,自己一边休息,一边想象着他们到冰场后,都畅快淋漓的滑冰情景,心里痒痒的,想快一点赶到跟他们一起玩耍。

父亲在干家务时,是粗线条的,过得去就行,态度跟干工作时的全身心热情投入和强烈的责任感形成极大反差。

五、去长春接新车

1988 年入冬,内蒙古一建汽车队又进了一批新卡车,型号是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柴油141 卡车。当时,“解放牌”卡车烧柴油的还比较少。

单位让司机接手新车的要求:根据每个司机平常完成运输任务的情况和安全驾驶情况,综合评价后,最终确定由谁来接手新车。

父亲几乎每月每年都超额完成运输生产任务,一直保持不出重大责任事故纪录,单位领导非常信任地把每一辆新车交给他驾驶。

父亲在包头刚当学徒时,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布拉格牌”卡车练车。出徒后,驾驶匈牙利生产的“习搭二十新牌”旧卡车。之后,父亲开始驾驶新卡车。第一辆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自卸车;第二辆是“解放牌”卡车;第三辆是意大利生产的“菲亚特牌”卡车,这车是父亲跟另一位同事,到山西省羊坊口开回两辆新车之一;第四辆是日本生产的“芙桑牌”卡车,这辆车驾驶室前没有“大鼻子”,是齐头车,驾驶起来视野好,操作灵活方便。

为此,单位还有人贴“大字报”责问领导:为什么总让我父亲开新车,有人开不上新车,总去开别人替换下来的旧车。

这次,父亲是第五次接新车,车在长春“一汽”,需要新车的司机亲自到厂家,把车开回单位。

1988 年冬天,父亲跟接新车的几位同事,从呼和浩特市白塔机场坐飞机来到北京。这是父亲第一次坐飞机,从高空俯视大地,发现了别样的山川风景。到了北京后,父亲没有游览名胜古迹,他们经常去北京,该看的都看过,美食都吃过,他们再从北京坐火车直奔长春。

父亲和同事们找到“一汽”后,他们各自驾驶一辆新车,八九辆车排成一队,浩浩****地往呼和浩特市驶去。单程路程将近两千公里,他们除对东北地区不熟悉外,其他地方以前都走过。到沈阳故宫游览一遍,也是回来唯一观看的名胜古迹。接着,他们路过天津、北京、廊坊、山西杀虎口等地。这次父亲的任务最是轻松,回来时都驾驶空车,又在磨合期,车速都不快,且走且观察车况,尤其到后半程,轻车熟路,悠闲地行驶着,经过四五天的行程,安全顺利回到呼和浩特,完成任务。

六、从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父亲从开始学习驾驶汽车,到退休前五年下岗当中,自己又买过两辆卡车,前后四十年左右从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第一次自己买车是在1995 年年底,那时内蒙古一建汽车队迎来了下岗潮,父亲下岗。父亲把自己从长春开回的“解放牌”141 柴油五吨卡车买下。这辆车是父亲在单位一手开的,没有经过第二位司机开过,对这辆车的性能和特点了如指掌,父亲对车保养得好,这辆车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当时单位也鼓励司机个人买车,否则,都到市场上出售,也有一丝恋恋不舍,出售给本单位职工能得到些安慰。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条件是卖给本单位职工后不发1996 年下岗费,买车价格也优惠。

父亲决定买下自己驾驶的车,没有别的选择,他一直就开汽车,也没有学过其他技能。当时他年龄也大了,已经五十五岁,再学其他的也来不及了。

1996 年春天,在三叔的帮助下,父亲找了一份运输的生意,主要给三叔单位承建的工地拉运水泥、沙子、砖块等等。三叔在内蒙古一建三分公司是个负责人,专管建筑材料这类,拉运水泥的任务最多,大多数是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往呼和浩特市市区拉运。当时,呼和浩特市金川大道和金山大道还没修建,从武川往新建设的伊利总部工地送水泥,需要从110 国道或鄂尔多斯西街绕过去,往河西公司(航天六院)的扩建厂区送水泥。河西公司是保密单位,进出厂区需开出门证,由军人站岗并检查车辆。父亲还往呼和浩特市白塔机场扩建工程送水泥。这几个工地都是由内蒙古一建三分公司施工。

从呼和浩特市市区到武川水泥厂的里程有三十多公里,去的路程绝大多数是爬坡。爬过大青山才到水泥厂,中间路过有名的“蜈蚣坝”。此段公路以坡陡而出名,再往上爬是更危险路段,弯急、路窄、山险,还有“搓板路”,有两处最为惊险的“U”形弯,卡车转弯后方向大换,转过180 度弯感觉头晕。刚开始走此弯会感觉头晕,再往后慢慢就适应了,头晕有一定原因是紧张造成的,去时是空车,父亲轻车熟路很轻松达到水泥厂。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才是考验一个驾驶员的真功夫,一个没经验、没过硬技术的驾驶员就是空车下坡都不敢开。返回时大多数是下坡路,我二弟就是年轻驾驶员,父亲一次都没让二弟开重车走下坡路,只让他在市区和地势平缓的路段驾驶。

父亲在以前经常到山西大同拉煤,走的是盘山路,那海拔比大青山高。父亲早已熟悉和掌握走山路走下坡路的要领及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父亲有四十年驾驶经验和扎实的驾驶技术,他把挡位挂到三挡并轻点着脚刹,卡车有张有弛地向坡下驶去。

在这里着重强调一下,父亲驾驶的“解放牌”141 卡车设计载重量5 吨,可却拉了10 吨水泥,超载两倍,给安全运输带来重大隐患。那时的人们安全意识普遍淡薄,没有充分深刻地认识到违反交通规则的危害,如果放到现在,我会极力劝阻父亲不要超载,就是宁可不吃这碗饭,我们也不能超载行驶,什么也没有比安全和健康对人更重要的。

在这里郑重提醒:驾驶员们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不超载、不超速,更不要酒后驾驶,否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而抱憾终生。

此时,我和三弟跟父亲一起拉水泥,如果轮胎坏了,跟父亲一起换轮胎,也干些给卡车加黄油、加水之类的活儿,我俩干装卸工,主要任务是给卡车装卸货物。

每一次拉上水泥返回市区时,我的心就在嗓子眼悬着。

卡车向坡下行驶时,父亲一直点着脚刹,每一趟都在半山腰停两次,是在一个地势稍稍平缓的路面停稳。我和三弟从卡车大架上的一条汽车内胎里放出水,向六条轮胎的中间“大锅”上浇水,马上冒起蒸汽并发出滋滋的响声,慢慢把温度降下来。如果不浇水,轮胎的“大锅”已经烫手,橡胶层温度也很高,随时有爆胎的危险,会造成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在给轮胎降温的同时,刹车片温度也降下来了,刹车片温度太高会造成刹车失灵,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

等卡车行驶半个小时,又停下车给轮胎降温,重复刚才的做法。

约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时是爬坡走四十分钟到水泥厂,返回市区下坡路约走一个半小时,足见下坡路的难走。我在半途中多次见到大货车和小轿车掉进山沟。还有一次走到其中一个“U”形弯道时,见一辆大轿车险些冲进山沟,只是两个前轮被一米高的石头墙卡住,才没掉进山沟。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跟父亲拉水泥快到市区时,已经下了大青山,父亲跟我和三弟说:“刚才,咱们的车刹车失灵,是挂上二挡放下手刹才下的山坡。”好歹没出事故,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慢慢把车开到工地,我和三弟把水泥卸完,又开到二弟单位让二弟修理刹车。此时,二弟所在的内蒙古一建汽车队修理厂面临倒闭,二弟在单位既开汽车又学修理。等二弟拆开刹车系统,发现我家卡车的刹车片磨损严重才导致刹车失灵,父亲跟二弟开始更换刹车片,我和三弟给打下手。等更换好刹车片时,天色已漆黑,必须抢修好,是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出车。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三叔工作调动,调到上级单位内蒙古一建总公司,也就是职位得到提升,父亲前后给三叔单位拉运了六个月左右建材,拉水泥四个月,拉砖两个月,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这项不错的生意。

接着,父亲把车开到市场上出租,出租了半年左右。

可是出租业务不多,照此计算,连一年的养路费都挣不回来。

父亲在1997 年3 月18 日,忍痛割爱把车卖掉,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与自己伴随九年的“伙伴”……父亲卖掉车后,又跟一同下岗的同事养兔子,结果,以失败告终。五十六岁还不到退休年龄,父亲心有不甘,干别的都不行,隔行如隔山,决定再开汽车。

1998 年夏天,经三叔的朋友介绍,父亲到乌兰察布盟集宁,买回一辆苏联时期生产的二手“卡玛斯”十吨自卸车。

这车是父亲跟同事合伙买的。两人是老当益壮不服老,轮换着驾驶在市区拉土方,这辆车的最大优点是:马力大、力量足,特别是在下雨天,在深坑里往上拉土方都能爬上来,独显优势。缺点是:此车耗油量超大,喝油跟喝水似的,操作也不方便,配件不好买。只是风光一时。这时,国产新型自卸车占据优势:吨位大,操作灵活,耗油量小。

此时,二弟已下岗,父亲和同事聘用二弟开苏联自卸车,父亲从此离开钟爱一生的职业。

父亲这辈子,也许就是一直奔忙的命运。在幼年时就开始忙碌辛苦地劳作,青年时走出家乡,寻找一条希望之路。工作后又是工作狂,连自己的儿女们都无暇顾及,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为四个叔叔姑姑办理户口,找工作,操心下乡,操办婚礼,为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奔波着。接着父亲又为自己长大的四个儿女的一切操劳着。临退休前,父亲还下岗五年,在外面打工挣生活费,到退休后还断断续续下夜,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儿。因三弟未成家,父亲也在打工,等三弟成家后,父亲才停止在外面打工,这时他已是七十岁高龄。可不久,三弟的两个孩子相续降生,父亲又担负起照看孙子的任务,并接送孙子上学下学。

父亲可能是在弥补早些年没有照看自己四个儿女的遗憾。

将近八十岁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退休”,全身心地休息下来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