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人之幕僚观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此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中山先生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幸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以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中山先生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水患、癔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癔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贪污使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盗匪的产生。
根深蒂固的贪污遍及全国，如果不在行政体系中造成根本的改变，那么即使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诚实的官员无法生存，他也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的上级对他的索取。
中山先生论证这恶性循环的套中套，说明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无济于事的，而必须自根本下手。他还证明了中国官场的所有提升的途径都已全盘糜烂，譬如科举出身、行伍出身、捐班出身、保荐贤才出身，所有这些都要行贿，就算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亦然，如不行贿，那就连很卑贱的职位也轮不上，只好当一个白丁赋闲在家。
派到外省的官吏，一到省里就必然向督抚及其随员行贿，少数的官缺自然就给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另外，升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但他到北京需要先去登记，就算是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贪污恶习是如此冷酷的公开。
文章控制着一个论述的总的关节，适时举出恰切而触目惊心的例证，譬如军官的升迁也充满官职和肥缺的买卖关系。另外中国军队的将军要提升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只存在于花名册上，新来谋事的人愿意照黑市价格付款，无数笔买卖就成功了。
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寡廉鲜耻的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买卖在中国是普遍的，政府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
另外中山先生论证了排外的是官吏而非群众，是清政府而不是乡下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会在一切变乱之后把责任归咎于人民。民间的事业一旦露出有利可图的苗头，清政府就会派人来接管。外国输入的工程、从外国买进的机器，完全处于无知官员的挥霍浪费之下。如果外国人希望将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为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并将它们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中山先生的分析证明，对于中国的专制者，无法保有丝毫良性的预期。他用妙喻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制度进不来，就是一般物质文明，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他进而断言，中国人民正渴求迎接一个全新的变革。大多数诚实的民众，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对于外国政府，先生也谆谆告诫他们，民主中国才是一种正道的力量。如果列强保持善意的中立，而不是纵容恶人，就可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清明的制度了。那些可怕的种种悲剧，也迎刃而解地消溶了。
中山先生实为伟大的观察家、预言家，洞察当时事物本质并预见到数十年后的事，具有精确判断细节和大局的能力。文章渗透表述与批判的突破，诊断出一个时代的普遍体温和集体病症，具有照彻周边的宏阔视野，这样的洞察力是罕见的。下笔千言，而笔力不稍衰：一是文章逻辑严密、绵密，长而不冗，长而饱满；一是观察高屋建瓴，常有出人意表之处，像多管火箭或多镞箭头，打击来如猛雨，有雄强的拆台效果。那时候他30岁不到，批判的深度有力如是，文章肺活量充沛如是。
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作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就以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澈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见解。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参见全集，一卷，87～89）。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早期最得力幕僚——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
中山先生虽以幕僚面目走向社会，却终因社会情绪大为不堪，腐败弥漫，荆榛满目，至难进行。先生感慨风云，悲愤时局，乃毅然变更途辙，挺天纵之大圣，而为有史以来中国民主革命之精神领袖。逐步地，在先生周围，又聚集起志行坚毅、学问湛博的一批青年幕僚，作为先生的助手，负剑海国，戎马仓皇，孜孜矻矻，推动中国革命，向皇权专制发起了总攻。
日本志士对中山先生倾心拜服，“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孙中山年谱长编》，341页）。同样，这批青年志士，仰慕先生人格高风，咳唾珠玉，以亲接謦欬为荣幸，愿以头颅颈血，追随先生革命。
他们从长久的历史、如磐的现实深知无法进行些微的改良，因所谓改良，无异与虎谋皮，只能说而永不能行，必以鲜血洗涤人心，予社会以当头棒喝。他们在先生周围，倾吐胸臆，指画大计，扳谈经旬，日夜不厌。
孙中山的旁边助手很多，早期最重要的就是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这三个人，他们是孙先生手下最得力的干部。《马君武集》说，他们三人中，先生最信任朱执信。执信长得身材矮小，从外表看去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但是他非常聪明，理想也很高。商量事情的时候总理对胡汉民他们还常有争论，但是对朱执信则不然，不管什么事，只要朱执信一讲就行。他的胆子也非常大，自己率领数百兄弟攻打虎门炮台，同时也在战斗中壮烈殉难。朱执信先生有言：“人类更高级之感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光荣之生，心安理得之死。”
孙先生的坦**襟怀，是袁世凯都不得不承认的。
孙先生的助手或幕僚中，他们是中西文化相摩相**中造就的一代知识分子，绝非北洋政客可以望其项背。
他们和北洋幕僚的重大区分乃是后者长于机变，颇识权谋，甚至务为欺凌，包藏祸心，当其以武力世纪控制行政系统之际，那就不惜为鬼为蜮，翻云覆雨了。声色货利、政以贿成是其最后的依归依托。
而孙先生的助手们，受其影响，哪怕啮雪咽旃，总保持大节的伟岸。
二次革命后的军政府时代，当孙先生、胡汉民移往上海后，马君武等留广东，以译西书、饲家禽过日子。1919年9月，马君武致胡汉民函件：达尔文《物种起源》译成已久，无资付印，在此兼养洋牛，费去三千元，无利可获，养鸡十余只，连日为硕鼠偷其四五，昨夕夜深闻鸡呼救，点灯视之，又少一只……
胡汉民复马君武函，则全用他并不擅长的白话文字，像书法中的童体，颇有稚趣：来信和大作收到，仲恺、执信都欢迎到了不得，现第三期业已交去，你的大作只好留在第四期……可怜现在社会，难道哪一个不怕米贵，但是民食问题都还没有人想办法解决……你又是一个喜欢研究进化论的人，我唯有祷祝你加工竣稿出版，大家就有好书看了……
马君武，1916年7月30日代表孙中山会长在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送国会议员大会上作演说，他分几方面阐述：
阐述了孙先生的铁道思想实行的主要障碍；出口、进口贸易的多寡受交通制约的关系；五年来铁道建设所受北洋官僚的压制，债务转嫁人民头上的祸端；孙先生寄望于国会种种……
全文仅八九百字，头头是道，援笔成文，具立言不朽之意。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
但是昏头昏脑的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梁启超此类人，气质心胸，实难及中山之万一。中山先生伟大，量如沧海，陈炯明等欲叛变，其迹甚明，多人告之，先生不以为然。认为陈氏必不至于此。至炮轰观音山后，先生对其重新接纳的条件，仅仅是一纸悔过书。而陈氏犹骄悍作态，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辛亥革命后，先生自海外归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迎接；旋之沪，陈其美、黄兴来迎，商建政府，举先生为总统。章太炎放话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指其妄言。章氏又撰口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氏仍不自安，阴怀异志。立宪派阳逢迎之，太炎暗喜，辄为他人操戈。
如太炎者，未老而已糊涂，老顽童顽劣之气不改，甚而越聚越深。
马君武说：总理的思想很高超，而这种思想的得来，完全由于他的努力读书。他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的人，医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尤其喜欢看战史。中国战史中，他很钦佩李秀成解南京之围那一段。李秀成用兵打杭州，一路扫过去，势如破竹，再由杭州打回南京，终于解了南京之围（《马君武文集》，474页）。
他看过的名著，大部分送给身边追随的助手，马君武就得到他很多的书籍，很珍贵地藏在上海吴淞家里，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连他学生时代积累到后来的藏书，通通挨烧了。
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是马君武、陈天华、汪精卫三人。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期间，气氛热烈，他身边投效革命的年轻人很多。像马君武等，刚从欧洲回来，赶到武昌城下亲冒矢石，又赶到上海欢迎孙先生，再转南京出席会议。“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中华民国万岁，喊得声音都破。但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同上书，469页）
马君武说：
“民国成立的时候，总理要让位给袁世凯，自己去办铁路，这件事，胡、汪都说不要紧，而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看准了袁世凯是个坏人。但总理去意已决……跟总理出来，大家都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到了上海，我又给总理派做秘书长。
“民国元年总理重到日本去，王亮畴、戴季陶和我一班人随侍在侧。那时候日本的欢迎者热烈极了。来欢迎的人们和车子，直使路为之塞。据说为日本人欢迎外宾前所未见。”（《马君武文集》475页）
中山先生的伟大，马君武以为，在于勤于求知，他频年奔走革命，稍有空闲，便又浏览各种书报，学问渊博精深。他的主义、政纲、政策等，目光何等远大。他待人接物都是推心置腹，不记私仇。就是公开反对过他的人，表示服从之后，和先前一样待遇。
知人善任。对于用人，并无亲疏贵贱之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能做什么事。所以当时的革命志士，望风影从。因此说“孙君具有一种魅力，能使欧美之士无论其居何种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马君武文集?孙总理》）“革命事业三事——军事、外交、财政。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于财政和外交问题，则我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记孙文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247页）
柏文蔚记孙中山先生过天津时遗言：北洋军人全不可靠，我们应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军队，非根本解决不可。
孙先生实在是不亲干戈之人，如中国症结可以政治解决的话，动刀动枪，实为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