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和接受的辩证法理论，其中许多代表人物或者称为“否定的辩证法”，或者称为“批判的辩证法”，其中大多数人十分自觉地把批判性和否定性作为辩证法的旗帜和徽章，把捍卫和阐发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视为自己最为根本的理论任务。
之所以如此，与他们所面临的理论现实和理论对手有着密切联系。正是作为对以“肯定性”和“顺从性”为标志的“实证理性”的一种理论回应，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维度才在他们的思考中得以凸显出来。
所谓“实证理性”，也可以称为“肯定理性”，把“现存”的事实看作对真理的肯定，主张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反对任何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和否定。它“煞费苦心地强调他们哲学的保守态度和肯定的态度，它使思想满足于事实，拒绝任何对事实的超越和对现存条件关系的偏离”[1]，它“要在整体上战胜否定哲学，也就是说，要废除任何把现实从属于超验理性的作法。并且，它将引导人们去观察和研究被普遍有效的规律所控制的作为中立客体世界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实证哲学目的是要反对批判过程，它包含了对特定的东西的哲学否定，以及恢复事实实证的尊严”[2]。一言以蔽之，固守和服从“事实”，把现存事实视为唯一真实的存在，从而为现存“事实”作辩护，是其最为根本的特点。马尔库塞曾通过对“肯定的”（positive）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两个概念的词源学考察，作出概括，即“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第一次被使用以来，它就一直包含着如下意义：（1）认识依据事实的经验而获得有效性；（2）认识活动以物理科学为确定性和精确性的模型；（3）相信知识要进步必须以此为方向。由此出发，实证主义把各种形而上学、先验论和唯心主义当作蒙昧主义的落后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哲学思想变成肯定性的思想；哲学批判只是在社会结构的范围之内进行，并把非实证的观念攻击为单纯的玄思、幻想或奇谈怪论”[3]。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这种“肯定理性”在当时主要有两派代表：一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它们以“自然主义的奉公守法的态度取代了批判的辩证法概念。屈从于事实的权威，……捍卫固定不变的实际的质，反对任何辩证否定的观点”[4]。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是这种“肯定理性”的典型，马尔库塞称他们的做法为“对辩证法的修正”。二是当时流行的新旧实证主义思潮，老实证主义者，以孔德为代表，把物理学规律不变性的普遍理论称为实证主义的真正精神，并把这一理论应用于社会理论，从而把社会理论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并获得实证科学的形态。在此，“听天由命”是孔德著作中的一个关键词，直接从对不变社会规律的颂扬中产生。真正的听天由命，即坚定不移地忍受自然的苦难，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偿付的念头，仅能产生对统治各种自然现象不变规律的深沉感觉。新实证主义者是经验主义与现代数理逻辑的结合，他们“只坚持存在的东西，坚持事实的保证。‘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世界分解为事实。’这是现代经验主义的观点”[5]。但不管是旧实证主义者，还是新实证主义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认为，一切关于对象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事实。……至于理论的真理性，科学则诉诸观察和经验，以之为最高的法庭。一般说来，在一切领域里，认识活动的终点都是成功地预言感觉材料的出现”[6]。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肯定理性”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承认、服从和肯定现存状态的理性，就是一种拒斥否定、超越和批判的理性。这种“肯定理性”使哲学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无聊堕落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一种清洗了矛盾、抹杀了超越性的封闭性思维，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它将蜕变为一种为现存权力辩护的充满奴性的顺从主义“统治逻辑”。既然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既然可以通过对意义进行澄清、归类和分离来清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言语，那么，“肯定理性”就“为自己建立起了一个自足的世界，一个封闭的、对引起动乱的外部因素防守严密的世界”[7]，它使哲学本应承担的“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从而使自身沦为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意识形态”[8]。这样一种哲学如果体现在社会政治上，将极有可能迎合极权主义甚至有意无意地与之结成联盟，成为为之辩护的思想工具。思想越来越不愿意看到非人的事物的人性基础，完全放弃了进行批判的权力，这种思想上的顺从主义，在实质上是对思想本质的背叛。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虽然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在上述这一点上，可谓“同仇敌忾”。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揭示了人类“启蒙”的过程在深层其实就是“实证理性”被神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证理性”完全被意识形态化，成了一种顺从主义的、对人实行奴役的统治工具。他们指出，“启蒙理性”在其演化中，导致了人对物的崇拜——“实证理性”要求一切都服从于事实，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便直接体现为“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影响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此，人们像所有别的动物一样崇拜自己被束缚于其中的一切事物，并以此为代价获得了文明的进步。[9]人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学会了命令和服从，学会了驯服和接受统治，于是，征服自然的“机器的进化已经转变为统治机器的进化”。“实证理性”发展到逻辑终局，终于走向反面，为现代极权主义统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成了压制个人自由的利器。阿多诺在其杰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更是对“肯定理性”所包含的对“同一性”的迷恋所导致的独断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由此带来的否定性维度的丧失，以及“顺从主义”的统治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最终，制度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暗示这一现象的词是‘一体化’——在那里，每一要素对所有别的要素的普遍依赖性使得谈论因果性成了过时的。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探寻可以作为原因的东西是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原因”[10]。至于被称为“激进哲人”的马尔库塞对于“肯定理性”的“顺从主义”本质所做的激烈批判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于“实证理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思想的批判性、革命性维度的沦丧所做的控诉，对于“肯定理性”“使思想满足于事实，拒绝任何对事实的超越和对现存条件关系的偏离”的单向性所做的揭露和批判[11]，已被人们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经典之作。法兰克福第二代，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虽然与前辈在理论倾向与具体主张上有很大差异，但在对“肯定理性”采取一种自觉的批判态度这一点上却一脉相承。哈贝马斯早年与阿多诺等人一道，参加了著名的“德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争论”，在其一系列著作，如《认识与兴趣》《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的逻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他对“实证理性”的“顺从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自觉地把批判的社会理论认同为“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12]，并进而把“意识形态批判”归结为对科学技术这一在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肯定理性”及由此所导致的“顺从主义”成为摆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面前的一个主要理论对手。要有力的回应“顺从主义”的挑战，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辩证法及其所内蕴的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本性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的高度重视，他们不约而同地求助于辩证法，并且把阐发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作为对抗实证主义所代表的“肯定理性”的重大理论策略。于是，在这种深层动机的支配之下，对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的着力阐发，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整个辩证法思想最为重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