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弄不清自己在本书中关于“北京人”有过多少次说明了，实在有点絮烦。这里索性做一次补遗，把京味小说中所写而不能纳入上述综合的胡同人物及非胡同人物检阅一下，以补概括中不可免的武断。以“例外”映照常态，也有可能引出对北京人的其他发现。

有人说过，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不如是不足为京师。〔21〕从来京师的人文景观都比别处驳杂，京城人物也比别处更多着些个品类。北京人厚道、大度，却有顶势利的街坊（《烟壶》），极奸刁诡诈的科员（《离婚》）。京味小说由生活中择取、我更由京味小说中抽象出的“理想市民”不妨视为文化模型。在出于目的性做了筛选之后，仅由上文对作品内容的归纳你也看到了，所谈及的北京人任一文化行为、文化性格背后，都有与之犯冲的另一面。我们同时发现，那些个差异在别一层面的观察中，又归入了共同性的范畴：在文化含义上，正面与其背面贴合了。由此又产生了北京文化的有机性。自身冲突与深层同一，提供了向内核掘进的条件。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所包含的诸多线索，还远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过。

京味小说作者为衬映其“理想市民”型范而写“各色人等”，又因意识到了的市民精神弱点而搜寻对立物，寻找“别样的人们”——这尤其是老舍的思路。老舍在三四十年代，始终不懈地寻找市民性格的对立物。他找到了那个社会的破坏者，如《黑白李》中的白李；找到了尚保存着乡野气、未为北京文化消化掉的知识分子，包括《离婚》中的老李。前者于他实在有点陌生，不像是活的人；后者又让他失望——他便把这失望也写在了作品里。老李是那个社会及其文化张网以待的飞虫。迂夫子究竟没有什么力量，甚至不能成为“社会”这只巨大的胃袋里一粒坚硬的石子。有可能正是经由创作中的这一番试探，倒叫作者在认识他的市民人物的同时，也看清楚了他所钟爱的那种知识分子性格的限度。老舍比他的人物坚韧。他把寻找延伸到北京形象之外，于是有《铁牛和病鸭》中的铁牛，《一筒炮台烟》里的阚进一，《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主人公尤大兴。他最终找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只不过不同于老李，那些人物与传统文化较少干系，其中有的还有英美文化背景罢了。他在这些形象上强调公益心、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效能感这些传统社会素所缺乏的精神品质。经由上述人物逼视市民社会中常见的苟且、敷衍、世故圆滑，热衷于形式，消磨生命于礼仪应酬；未必成功的文学表现中，可能确有作者本人的认识程序。他是以“五四”及随后的英伦三年为思想背景，依赖时代启示了的批判眼光和得自域外的教养，发现他所由生长的那个社会的弊端的。在早期作品（如《二马》）和写于1936年的杂文中，他还直接以英国人或英国式的实业家作为中国传统人格的反照。〔22〕可惜这一种思路始终不曾展开。愈到后来愈强化的对异质文化的警戒，妨碍了他在这一方向上的深入。由此也令人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批判中所处的两难境地，不失为了解老舍文化意识矛盾的线索。

在展示北京文化的意图之外，老舍也写到底层的蒙昧和由蒙昧导致的精神沦落，如《柳家大院》，如《骆驼祥子》中的车夫二强子，以及作了“末路鬼”的祥子。但这与“寻找”无关，也非为了补足北京形象。这批作品另有意图，却也让人看到了非理想的北京人。

当代作家看来几乎无须寻找：北京人到此时已成分大变。但由上文的叙述你应当可以看到，他们笔下的世界较之老舍的，有时像是更加纯净。国外有层出不穷的嬉皮士、雅皮士等等的“新人类”（美国），有“太阳族”、“乌鸦族”等等新族类（日本）。这是一个儿子们起劲地折腾，以与老子们更鲜明地区分开来为追求的世界，当代京味小说中却难得看到“新北京人”。只是在有关儿子的描写中，透露出了点儿此中消息。

京味小说中更易于见到的“别样的人们”，是只有破坏全无建设、不属于古老文化也不属于现代文化的人物，如《辘轳把胡同9号》中的韩德来，以及胡同中必有的“胡同串子”、“小街油子”：胡同人物中退化的品种。还是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串子、油子们也是一种对立物，对于正派市民、市民理想的轻薄戏弄。无论新老北京，这一流人物都是正宗胡同文化的破坏者，制造着“统一”的裂缝与破缺，同时他们自身又是那文化的畸形产物。这也许提供了切入北京文化的另外的人性角度。可惜京味小说写来常失之温和，所及极浅。倒是张辛欣们写混迹市井的小市侩小痞子更能入骨。

我也许过于强调“意图”，但这强调或不远于老舍作品的实际。一些年来，出于某种尺度，研究界有意冷落了老舍的相当一些作品。欲扬反抑，并不利于对老舍创作成就的估价。呈现北京文化面貌，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文学选择，是使老舍成其为老舍的东西——由他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间的精神联系、文学联系这一有限范围也得到了证明。

两代作家间的差异，系于他们各自人性思考的文化视野。由“五四”开启的批判国民性，检讨、省察民族性格的思路，自然引向了广泛的文化比较。这是力图占有巨大文化视野的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运动。当老舍提到“北京人”的时候，你不能忘了实际存在的这一背景。文化比较是文化批判的背景和工具，文化比较又强化了批判倾向。非止老舍对于北京市民有过那样严峻的批评态度。〔23〕我想，今天也仍然如此：没有尽可能开阔的文化视界和丰富的据以比较的文化材料，也是难以说清“北京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