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心疯得像长满了野草。她觉得也许问题真的又严重起来了，一想起朱胖子曾对她说起的什么严打治理，她就无法按捺心中的恐惧。无奈之下，她只好关了店门，先后回到自己的娘家和丈夫的父母那边，给他们详细诉说情况，本来她是想瞒着的，可现在她实在无路可走，只好让大家一起帮她想办法，好尽快把丈夫从里面保了出来。
其实，就在丈夫第二次被抓走后，她又去找过那个姓朱的胖警察，看他能不能再给想点办法，通融通融。不知什么原因，那个朱胖子突然一反常态，总是躲着不肯见她。好不容易被她堵在街角了，朱胖子才吞吞吐吐地说，姑奶奶，这两天形势紧迫，你们的案子已经当成专项治理的典型上报了，这回天王老子也没法子了。形势确实严峻起来，就连她想去探视一下丈夫，也变得不可能了，人家告诉她说，非要等到案子审理清楚才能见面。
她回到家里，人几乎病倒了，接连在**躺了三天，生意做不成，夜里发烧，直说梦话，一想起男人受罪的样子，眼泪就一刻不停地往下落。两边的老人和亲戚都先后过来给她打气，让她别愁坏了身子，都说，天底下总该有个讲理的地方吧！丈夫究竟犯了多大的法？既然头回也交了罚款，人也给放回来了，为什么过后又二话不说就把人铐走了呢？亲人的这些话，使一筹莫展的她渐渐省悟过来，她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有问题，自己不能就这样傻等下去，她开始不再相信派出所的那些人，谁的话她也不信，她一定要找个能说理的地方，她要给丈夫讨一个说法。
几天后，她拿着从亲戚手里凑来的几百块钱，匆匆忙忙地坐上了一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开始了她上访求助的孤独之旅。汽车开动的一瞬间，她透过车窗，长时间注视着眼前的窄仄的街道和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路人，她感到眼前的一切那么陌生，好像她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个地方。阳光很刺眼，她的眼泪慢慢地溢出来，不过她没有让自己哭出声音，她忽然有种很悲壮的感觉，有种想让自己变得坚强一些的迫切愿望。她知道丈夫正在里面等着她呢，他可不能没有她啊。正是那一刻，她突然对自己跟丈夫的结合有了更真实的体会，只有共同患难，夫妻才是同林鸟啊。
等到了偌大的省城，她一下车就蒙了，看来，她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那种人地两生的空茫感，出其不意地将她攫住，使她感到恐慌，感到无助，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该去找谁帮忙。她茫然地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家邮局，大厅里有一个专门替人代笔的瘦男人坐在那里，看样子近视得很厉害，眼镜片子厚厚的，看人的时候，两只眼珠子像两颗潮湿的黑豆一样贴在镜片上，发出逼人的亮光。
她上前跟眼镜先生打听，自己想去的地方怎么走，对方用黑豆眼反反复复打量了她半天，才慢条斯理地说，姑娘我猜你是想鸣冤告状吧！这种事情一定得有状子，就是书面材料，这样你去了人家才会受理的。她就说自己刚下车，还没来得及准备。眼镜先生才和气地说他可以代笔，不过这种状子很难写，写不好对当事人不利，官司就打不赢。她明白对方的意思，急忙央求他，无论如何帮她写一份，她正急着用呢。眼镜先生让她先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听完后，对方接连感慨地说，这可是当今的第一大冤案啊，闻所未闻！一般这种案子，我是按千字 300 块起价的，看你是外地人，又是个女同志，那就收 250块吧！她为难地说，太多了，能再少点吧，50 块？眼镜先生把眼白一翻，哪有 50 块的价！你以为买白菜呢，最低也得 200，不想写就算了。她只好咬咬牙又加了 50 块。对方才摇着脑袋，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他让她先交 50 元押金，这才龙飞凤舞地开始动笔写起来。也就是她到外面吃了碗面条的工夫，状子就已经写好了。她把准备好的另外50 元拿出来，对方立刻气愤地阴下脸来，你是不是打发要饭的呢？我给你写了 10 页，一共是 3300 字，还不算标点符号，你少说也得给我330 块，刚才我们说好的，一千字 100 块的！她这才恍然大悟，好话说了一箩筐，也只少掉了 30 元，对方再一分钱也不肯让了。
这份花 300 块钱换来的状子，后来当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信访部门接待室，几乎流着眼泪地递上去的时候，一个面目庸俗的女信访干部接过去，随便翻了几翻就扔还给她，并说，这哪是上访材料呀？纯粹一个杜撰的传奇故事！材料必须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种胡诌八扯的东西，你还是拿回去自己看吧，恕我们不能接收！在信访干部那里碰壁之后，她又找到省城的一家法院，在这里当然也遭到了更严厉的拒绝。理由很简单，人家对她所提供的材料，同样不屑一顾，最后答复她说，法院的诉讼程序必须由下而上逐级受理，而她的事情应该先由地方司法机关先接受办理，如果她对裁决不服，才可能向上级司法机关提出上诉请求。她彻底绝望了，等回到住的那家小旅馆里，出门时随身带来的五百多块钱，也只剩下不足百元了。
整整一宿没有合眼，她就那么呆呆地盘腿坐在**，透过窗户长时间凝望着省城的夜空。这里的午夜依旧灯火阑珊，附近街道隐隐传来一些嘈杂的声音，大大小小的汽车发动机在嗡嗡旋转，在夜色中诡秘地排放着超标的尾气，正在卡拉OK的饮食男女嗓音渐已沙哑，香烟和烈酒使他们的歌声蒙上一层混合着尼古丁和乙醇的灰色，听起来有种鬼哭狼嚎的感觉。不夜的省城和难以入眠的她，在这午夜时分彼此对抗：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山。她觉得自己现在比戏里那个窦娥还冤，比那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还苦，她整个人被一种欲哭无泪的惶惑与伤痛长时间浸泡着。直到东方发白的一刻，她终于像疲沓的牲口一样一头倒在**。她感到头疼欲裂。她终于昏昏沉沉睡着了。
很快，梦见一片水天相接的河滩，河水湍急，岸滩上怪石嶙峋粗粝，她光着双脚，在那些怪石上一路狂奔……她看见丈夫在前面的河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着，河水很快就将他吞没了，他的双手和脑袋一直在水面上起起伏伏，慌乱摇晃，他的呼号声声悲鸣而凄凉。她一直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一路狂奔，救人呀，快来救救我男人啊！可是，她无论怎么奔跑，却总也抵达不了那条河，眼看着他就被河水吞没了，脚下似乎是一段永远也无法缩短的漫长距离。她的两只脚早被尖利的石头磨破了，露出森森白骨，血流如注，河滩上一片赤红和狰狞。
天亮之前，她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关于这场噩梦，她几乎毫无记忆，梦一如汹涌的河水，从她沉沉的大脑中退却了，她唯一能记住的就是红色，只有红色，是血，鲜红奔涌的血。她接下来所做的一切，都跟这场梦给予的暗示有关。她抬眼看见，那苫在茶盘上的白色的小方巾，这种东西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比比皆是，它们用看似的洁白和平整掩饰着旅馆服务业的某些暗疾或通病。她把那种东西拿过来，上面印有省城某某旅馆字样，字迹已相当模糊了，但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启示，就像梦中出现的红色。接着，她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用牙齿愤然决然地咬破了自己右手的食指——那根指头这时候显得那么突出，它正跃跃闪动着艳丽的色彩和神奇的功用。她颤抖着鲜红的食指，以指为笔，在那块质地并不太好的白色方巾上，写下了歪歪扭扭的血红的文字，她的文化水平的确有限，她初中只念过一年，就因家境窘困辍学了，不过她能写这么多已经足够了：父老乡亲们！求你们救救我男人吧！他是被人冤枉的……
在忍痛写下这些时，一串长泪斑驳地落在方巾上，使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纷乱的潮湿和扑朔迷离的意味。
后来那块被写上血字的方巾，就落到了省城的一家媒体记者的手中。那时候她几乎弹尽粮绝了，她被迫离开了那家小旅馆，因为她实在付不起每晚 25 元的床位费——尽管这个价目在省城已经低廉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否则，她只能去睡马路。她在离开省城的前两天，经常出现在这座城市的闹市地带，比如，人民广场、步行街、百姓购物城，以及麦当劳餐厅门口，她长跪乞求，以头磕地，引得过往路人侧目。刚开始，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临街下跪的落魄女人，准是个外地来的女骗子或职业乞丐，她只是想利用人们善良的同情心，糊弄两个盘缠罢了。这种人城里的确见多不怪。八月末的省城，每天气温平均在 28℃至 32℃之间，高温酷热，加上连日的饥渴失眠和困乏，终于让单薄的她倒在了大街上，就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包袱卷瘫软下来。
当她迷迷糊糊醒来，很多陌生的目光投射在她的身上。他们中有很多人带着斯文的眼镜，脖子上挂着很专业的照相机，有的手里还端着一台很精巧的小摄像机，在不停地照她，拍她。
这次，嗅觉异常灵敏的媒体记者，对于她来说不啻为绝处逢生。从那一刻起，有一大群记者像被烈日烤化的驴皮胶紧紧粘上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世界上，似乎再也没有比媒体更具有权威性的发言者了，媒体的突然介入和人们的猎奇心态，使整个事情忽然蒙上一层柳暗花明的虚幻色彩。一对小镇夫妇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前后遭遇如一夜春风，一下子刮遍黄河上下和大江南北。当然，这些媒体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回报和社会效应，急剧攀升的报纸销量和网络点击量，足以让那些大佬们在这个季节里好好偷着乐一阵子，而成千上万的读者，正捧着一份份印刷精美的小报，躲在空调良好的房间里避暑消遣，或者泡在网上，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所谓的支援和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