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0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9—9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289页。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国主义**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2，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89）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