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死亡了一头野兽，好像在我们身体上拔去一根刺的感觉，我们总是愉快的。所以这一晚间，我们的狱室成了俱乐部，阁楼上和铺上有两摊扑克，只剩下我和老蔡两个在墙角围着那只三条腿的椅子喝酒(昨天晚间剩下的)。蔡在微醉中向我说他的恋爱故事，分析着自己，认为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往往是懦汉的缘故，就是理论太多太杂，所以往往演悲剧角色，使别人失望自己失败。——算作他的恋爱结论。说完，我们这两个知识分子，歉然地举起了盛酒的茶杯子相对大笑着，仰着脖子喝了一大口酒，像痛击自己，要力改前非。
但是在后一天，情形变了，空气紧张，下午四点多钟，Ｌ在窗口悄悄向我说：
“老全说，今天晚上有人要押送南京。”
说完，恐怖地走了。当时中统局的“犯人”，似乎解决不了的案子或定了的案子，都送南京和苏州两地，听说苏州的监狱现在有一百多人，都是由上海解去的，这没有什么了不得，反正在那里也是吃官司，送到美国都一样。但是在情绪之间，激起了**，那不是不安，而是我们同难的朋友眼看要分散了，谁要是被释放，我们是愉快的，但要是谁被调押，则却增加了我们精神上的负担。因为这样的离开后，真不知有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们既然已把生命交在国民党的手里，那是只有抱定“悉听尊便”的主义的，就是要杀，也只有伸长脖子的这唯一的“自由”。
吃过晚饭，宴警卫来打招呼了，但不能证实Ｌ的消息的正确性，因为他只笼统地说，今天晚上有事，希望不要吃烟等等；光头老吴凑到窗前，颜色大变地急忙问着，是什么事，宴警卫却一笑走了，又笼统地说，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腐乱的灵魂，还存在着人心的人。
在惨黄的灯光下，空气落寞，大家孤坐着，听候命运安排，像都在准备自己，想象新环境的生活，和这以后的命运，但一直到十二点还没什么动静。全警卫在路过窗户的时候，面上露出一种怜悯和示威的笑容，大声地摇着手里的钥匙，紧张地在楼梯上发出急迫声音地跑上跑下，好像他很忙的样子，一次路过窗口，他非常着急似的自己念着说，警备司令部的卡车怎么还不开来，向屋里投了一眼，又咚咚地跑上楼了。老骆打破沉默说：
“睡吧，我们身体要紧，反正哪里也是吃官司，旅行一下也好。”说完，他先曲着身子，拉着被子角盖了肚子闭眼睡去了。
只有江特务似乎高兴，他认为他是不会调走的，反之，他倒希望我们调走，而且相信我们必然调走，尤其对几个知识分子，他的内心非常痛恨，这个屋子因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团结，使他无从展翼，而且还要低屈一些，才使他在这里可以不太寂寞地活下去，他认为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坏心眼”才有以致之，而他是无可奈何对抗的；再则，他认为要调走的人，一定是案情严重的，而知识分子打这种官司，当然严重，只要在屋里的知识分子一调走，他就可以出头露面，支使一切，即或再有知识分子进来，但在他的既成力量前，也得低头的。所以他从下午Ｌ报告消息以后，就喜笑颜开，拿出他的“本机关”身份来，发言人一样的大声大气地说话，光头老吴诚惶诚恐地坐在他身旁，不断的问这问那，问他可有资格上南京没有，到南京后是不是永远出不出来了，他照例恫吓他，捉弄他，——这当中自然还蓄意恫吓我们全体，老骆提倡睡，就是对这种恫吓的抗议。我们都睡去了，只有光头老吴越来越不安的一会在窗上望望，一会又趴在江特务身旁问讯问过不止一遍的话说，“我有没有关系?”“我会不会调南京?”“去南京是不是就永远出不出来了?”等等，回答的还是恫吓和恫吓，这个可怜的人儿好像拿一条绳子系自己的脖子似的，越系越紧，越紧越显出恐怖的苍白和失措，后来跌倒一样的叹息说：
“唉，个人运气，四百万元的薪水拿不到了。”
江特务却枭鸟一样地露着白牙齿哈哈地成功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