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由林默涵主持，陈荒煤致悼词。
悼词里提到：“李星华同志一九四一年通过家属关系到达延安。”
我想起当时的情境，她与她的弟弟李光华及我的大侄子森林，都是我设法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与我哥哥团聚的。
悼词中仅说“家属关系”而不提我的名字，显然是因为我的罪名没有撤销，仍然是个敏感人物的缘故。
提起送李星华等人到延安，可真是说来话长。
有必要先说一下此前我的经历。
一九三九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提出“溶共”、“限共”的反动政治纲领，清查因抗日关系参加国民党军队或机关的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
其时我在中条山前线第三军第七师做日文翻译，有一天突然从一个秘书那里得知上司打算把我送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受训”，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的“清查”或“审干”。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个左派，在部队里和他们采取同流不合污的态度，而且在后方的进步刊物上投稿做文章，自然成了他们怀疑的对象。
我对这一套向来反感，因为我参军是为了参加抗战，不是来找生活出路或借机谋个一官半职的，就以请假看母亲为由，借机离开了这个部队。
接着从家乡辗转到了西安，在那里因为朋友黄和材的帮助辗转到了重庆。
在重庆街头流浪的时候碰到了留日同学谢挺宇，他在《扫荡报》当编辑，就接我去他那里，在那里我见到了曹祥华、朱剑农、谢爽秋、李哲愚、周治国等同学。
在日本的时候，他们都是进步同学，在颠沛流离中相遇，更加觉得亲热。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员，曹祥华是支部书记。
他们叫我不要走了，并在《扫荡报》为我找了一个编辑的工作。
《扫荡报》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名声不好，所以我对去那儿工作很踌躇，但曹祥华打消了我的顾虑，他叫我放心，说这是对我的信任。
我不是党员，但是个左派，这一点他们都知道。
但是不久，我在《扫荡报》做编辑就出了事，社长何联奎找我去，说可以调我到重庆日本战俘管理所去管日本战俘。
我本来就不愿在《扫荡报》干，更不愿受他们调遣，所以借口水土不服、想回北方回绝了。
曹祥华知道这件事后来找我，说既然你想回山西，我那里有一个朋友吴歧，也是留日老同学，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陈卓的小舅子，你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到山西新闻检查处去工作。
曹祥华还开导我说，这些位置都是国民党控制新闻喉舌的地方，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机会占了它的位子。
他还说了一句很通俗的比喻，说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当时很信任曹祥华，把他当成老大哥，就答应了他（我后来知道，曹祥华安排我和其他留日同学去《扫荡报》和战时新闻局工作的事，都曾经请示过中共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并得到同意。
这样，我去这两个机关工作，实际上是地下党安排我去的。
但在胡案发生一直到我彻底平反，却竟然成了我的一项挥之不去的罪名）。
这样，他就引我去见吴歧，吴歧很高兴，在见过陈卓以后给了我一个中校的军衔，任命我为山西战时新闻检查处副主任。
我立即动身，在一九四年二月份回到陕西省秋林镇，这里就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离宜川县不远，半年以前，我正是从那里独步南下，现在又回到了那里。
也就是在这里，我才有机会和能力将我的嫂子李星华送到延安。
我在去秋林镇路经西安时，找到了半年前与我结伴南下的老乡王某，请他帮忙办公。
我在那时也结识了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同志，与他发生联系。
一九四年夏，我嫂子李星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带了弟弟李光华和年幼的儿子森林，离开北平去延安，先由我在济南经商的伯父派他的伙计送至山西汾城老家，再由我父亲派一名长工把他们送到秋林镇，在我处住了一个多月。
由于这一带政治形势复杂，有敌伪占领区，有阎锡山二战区，有国民党统治区，我通过《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孙世义（沈颖）的关系，设法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
常来这里走动的王世英说，由他派两个警卫员直接送他们到延安，不必绕道西安了。
但我考虑到我所处的环境复杂，稍一走动马上会引起别人注意，所以只能托一名职员，作为亲戚把她们送到宜川县，再雇马车到西安。
《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沈颖是我哥哥的同学，是留法回来的，我们早在北平相识，一九三八年夏天又在武汉相遇，我由重庆回山西经过西安居留期间，又无意间相遇，有了来往。
李星华三人到西安后，又在我家在西安开的铺子里等了近两个月，才等到办事处从延安开来的大卡车，坐上到了延安，和一九三八年就去延安的哥哥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