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进京记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

我被关了十一年，“**”前夕，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下放到印刷厂“监督劳改”。

任敏后来下放到青海，一九五八年以后在青海的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困难时期又被遣送回到我的家乡当一个普通农民养活自己，在贫困和歧视中苦度春秋，一呆就是十八年。

我刚到印刷厂时，每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老干部又被重新任用，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老干部，他对我讲：“你回校后我们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你的问题不仅学校党委无权解决，就是上海市委也无权解决，这是中央的事情。

但生活上可以照顾你，从下个月起，你的工资按二十二级干部待遇，涨为六十五块。

但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二十二级干部，只是拿这个级别的工资待遇。”

那时一个熟练老工人的工资才四十几块钱，刚被分配来厂的中学生每月只有二十七元工资，印刷厂的工人议论纷纷：“怎么‘反革命’的工资反而比我们革命群众要高！”

可是形势确实一点点改善起来了。

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上面说：“‘胡风分子’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

后面还有很多好话，说“贾植芳同志多年在教学岗位上工作，教学经验丰富，相信回去后一定可以为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称为“同志”，听起来自己也感到陌生。

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

这以前在印刷厂时，人家喊我时直呼其名：“贾植芳！”回到资料室后，人家客气了点，称我“老贾”。

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

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的结果，现当代文学研究除过歪曲历史的大批判以外，一片荒凉。

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因为资料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工程，这在多年歪曲历史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必要。

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

当时分给复旦的是赵树理、闻捷、巴金各作家资料专集的编辑工作，我回来后就与资料室和现当代文学组的几个青年同志一起编。

到了一九七九年，这套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作为“六五”重点科研项目，同时也编辑一套“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分为两辑，一辑是作家专集，一辑是社团、流派、论争的资料集。

复旦分配到两个题目，一个是文学研究会资料，一个是外来思潮、理论、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集，也由我负责，与其他同志一起合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文学所通知复旦派两个人到北京参加编辑会议，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我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

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油印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速电告时间、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

苏同志的通知上没有这个附言，中文系里于是议论纷纷，因为我被解除监督，回到中文系报到后，系总支一位组织委员曾在开会时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说：“贾植芳回到中文系来了，但他还是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也知道别人对我还是另眼相看。

有些教授见了我，睬也不睬。

回到系里后，我的工资比在印刷厂时又高了些，比照十八级干部工资待遇，增加到九十二块钱。

这已经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因为除过教授高工资外，解放后历届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元，称为六十炮，三十年一贯制，没有改变。

虽然除了两个被窝、几本马恩列斯毛的书——后者还是一九五五年抄家以前的财产，因为是革命领袖著作，不好没收——以外，我们夫妇什么也没有。

这时我的妻子已经从我的家乡回到上海。

学校在托儿所附近、菜场旁边一个大杂院式的二层小楼分配给我一间小房，俗称阁楼，妻子回来后，我们这个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暴摧毁的家，才重新建立起来。

按照当时政策，年纪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儿女的，身边可以有个年轻人照顾生活，户口可以解决。

我们这个两人世界就又多了一个人，即任敏的侄女，作为我们的养女，改名贾英，也从山西来到上海，照顾我们两个老人的生活。

从此我有了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上班之暇，我就重新拿起了废置二十多年的笔。

我根据多年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感悟和当时的境遇，写了一些散文，题名《花与鸟》，其中一篇是《屋檐下的花》，一篇题名为《笼中的鸟》，这是经过多年政治生活的风暴之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写照。

全家靠九十几块钱的工资，吃饭以外几乎没有剩余。

去京开会因为是冬天，我没有大衣，向学校事务科借了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与一双棉军鞋。

里面穿的衣服除了一件毛衣和套衫外，也没有其他的衣服，邻居工人小卞不嫌弃我们是未摘帽的“分子”，借给我一件棉背心、一条青色的裤子和几十块钱，我上京去的东西才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