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后，审讯人员要我检举胡风，说是“立功自赎”。

我决不出卖朋友，用朋友的血来洗自己的手，换取自己的“自由”。

这只能是那些犹大们才能心安理得做出的勾当，我决不会做这样出卖自己的人格和人性、有辱我的做人准则的事情。

一九四七年不会，一九五五年同样也不会。

所以只好坐在新中国的监狱中，继续听天由命。

审讯人员的要求让我恍然觉得一九四七年的情境又一次再现眼前：那时国民党的特务要我带他们去抓胡风，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我这才切身体会到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真正懂得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重新审视我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和历史追求，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开始走出历史的乌托邦。

在监狱里被关押了近十一年，“文革”前夕，我被判刑后又被押回到原单位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近十三年。

在这里，头头们安排了三个工人监督我。

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被完全剥夺了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

“三秋”、“三夏”时节，他们把我带到附近各县游斗，同时参加农业劳动。

平时在印刷厂，我每天七点钟就得出去上工，干最苦、最累甚至最危险的活，晚上才能回宿舍。

监督我的工人要我侍候他们，去给他们打开水、买菜票、买肥皂，都得我自己出钱。

我每月只有三十元钱，还要给远在山西农村做农民的妻子寄去十元钱。

但在这种环境中，我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信自己无罪，而且总有一天，历史会还给我们清白。

别人不把我当人，可是我自己要把自己当人看。

我虽然是“奴在身者”，但并不是“奴在心者”。

看着那些批斗我凌辱我的人，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可怜。

他们是“奴在心者”，是真正的奴隶。

我常常想起当年的“政治犯”耶稣在被押着走向刑场时对那些沿途向他掷石头的人所说的话：“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莱，每次挨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块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

“文革”后期，从“五七”干校接受“监督劳动”回来以后，监督我的由三人变成两人，而且监督也变得稍微宽松一点了，我偶尔可以被批准到市区去走走。

有时我利用到五角场买日用品、洗澡、理发的机会，到附近的小饭馆买上三两八分钱一两的土烧酒，两毛钱的猪头肉，半斤阳春面，为自己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

那时候，买食品都得凭粮票购买，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票，干的却是重体力活，体力消耗相当大，所以每顿都能吃八两（这在我是此前、此后都没有过的饭量），每月的粮票都十分紧张，不够吃。

那时候，没有人敢借给我一分钱，一两粮票，我像是生活在荒无人迹的孤岛上一样。

我的妻子任敏获知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农村来探望我。

她在农村没有粮票，我一个人的粮票供两个人用，不够吃。

任敏经常对我说：“你少吃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多住几天。”

但她呆了没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山西，却并非是因为少吃多吃的问题。

那时候，一起受监督的一位“牛鬼蛇神”为了戴罪立功，向监督小组揭发说：“任敏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联络员。”

监督小组发现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岂能轻易放过，于是召开批斗会批斗了我一顿，最后说：“‘反革命分子’贾植芳的臭老婆还不快滚回去！”任敏只好又赶快回了山西。

后来碰到我的“同案犯”张禹，我才知道了另外一些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事情。

张禹是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在一九五五年事件后他被下放到皖北劳改。

三年灾害期间，当地的人要外出讨饭，还得到乡政府去开证明，乡政府查明谁根正苗红，才准许谁外出讨饭，算是一种政治待遇；而各种“有问题”的人，连讨饭的权利都没有。

这让我想起身为“牛鬼”的日子，不但被剥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连像牛郎织女那样鹊桥相会的一点可怜的权利也没有（我的妻子来上海前，同村的人开玩笑说：“你这是织女去看牛郎。”

任敏把这句玩笑话讲给我听，我听了后对她说：“不是牛郎，是牛鬼！”）。

后代的人看我们这段历史，会觉得荒谬，不可思议，在当事者的我们看来，却不知该是笑，还是泪。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笑”和“泪”交织在一起的吧？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