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虽然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的文字上的联系与观念中的了解，但对上海的具体生活，却并没有切身的体会。

来到上海，我们夫妇在胡风家里住了一阵。

他家当时住在雷米路文安坊六号。

在这里我们住了约半年时间，因为在重庆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早已是声气相投的朋友，所以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说到这里，顺便补记一件事，供有鉴事识人兴趣的朋友们参考：我们夫妇一下火车，到胡风家时，正是上午，刚好碰到从延安来的周而复与刘白羽两位也在。

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他们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沪。

周、刘两人都在胡风办的《七月》上发表过文章，而我是《七月》的主要撰稿者之一，所以过去都读过彼此的文章。

我们是同行，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所以这次聚会兴致都很高，把我从徐州带来的五斤双沟大曲都喝光了。

可近来我读梅志大姐写的《胡风传》，方知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发生时，带公安人员逮捕胡风的，就是这位刘白羽同志！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两句诗：“一阔脸就变，所砍头见多。”

鲁迅先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极深刻的人，他写此诗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谁知此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竟又变成了生活现实！这不啻是一则历史的预言，真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而那位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同志，一九五三年胡风举家迁京时，他代表统战部送他们一家到车站。

我和任敏也去送行。

车行后，车站顿时冷清下来，这位周同志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两眼朝天，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也许他自以为是上海的主人，我们在他面前，已经可以视若无物了；虽然在并不太长远的年代，他和我们还曾是觥筹交错的朋友……我现在还能记起这位周副部长当时的形象：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头发光光，皮鞋锃亮，双手反背，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我在胡风家居住期间，除了写作之外，还给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看看稿子。

当时所登的文章，除国统区的以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解放区的领导带过来的，目的是扩大解放区的影响。

一次，胡风把一叠稿子交给我说：“这是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你看如果这些作品都好，就给出一个集子。

如果只有几篇不错，就在《希望》上发表。”

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晋驼的《结合》等。

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读过，对他有印象；而晋驼却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后觉得都不错，无论题材、写作手法、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就把他的作品结集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了。

虽然我至今还不认识晋驼其人，可是这件事情几十年后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

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归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接管负责复查。

校党委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曾来找我说：“你有一条余罪，没有交代过。”

细听之下，才知道这条所谓的“余罪”指的就是我在胡风家里居住期间，编过晋驼的小说集。

我听后，大吃一惊：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交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是在国统区替解放区宣传文艺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即便这是“犯罪”，犯的也是国民党的“罪”。

这让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特务抓我时，说我的罪名是替“共匪”宣传，是“共产党的走狗”。

这件事情要查，也该是国民党特务来查，想不到却是你们来查我！我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就对他说：“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你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书，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说起这段历史，我又想起在上海这么多年，我跟后来在“文革”中成为“四人帮”中两根“棍子”的姚文元和张春桥竟然也见过数面，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露出“棍子”的架势。

这里顺便插入几则有关他们的轶事，以供对野史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我住在胡风家里时，与文艺界的人免不了要打交道。

那时姚蓬子在延安路开了个“作家书屋”。

姚蓬子这个人我以前就知道，三十年代的时候他还是左翼作家，出版过小说集《剪影集》，翻译过苏联罗蒙诺夫的《没有樱花》等等。

后来我在北京读中学时看到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半版的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姚蓬子脱离中国共产党宣言》。

到上海后胡风在聊天时对我说：姚蓬子这个人在南京的监狱中“悔过自新”，国民党对他很满意。

中统局的局长徐恩曾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上海办了个《世界文化》，但是文艺界的人士很看不起他，所以他在上海也打不开局面。

等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延安认为他和国民党有关系，他原来又是我们这方面的人，有出版进步书籍的条件，所以一九三八年姚蓬子就在汉口办了个“作家书屋”，胜利后搬到上海爱多利亚路（即今延安路），也出过一些进步书籍，如周而复主编的介绍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北方文丛》。

记得其中收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柳青的《种谷记》，马加的《滹沱河流域》，艾青歌颂边区劳动模范的长诗《吴满有》。

姚蓬子那时是上海印刷同业工会的主席，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的关系，配给的纸张非常多，囤积起来转卖给其他出版商，很发了一笔财，所以买了房子。

他的书店在爱多利亚路有三间店面。

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当时还是中学生，与胡风的儿子晓谷是同学，所以有时候我也能看到。

想不到一九五五年在胡风事件发生后，时任共青团卢湾区宣传干事的姚文元“金棍子横空出世”，因为写反胡风的文章被当时主持上海市政的“好学生”柯庆施与张春桥看中，此后在历次运动中一马当先，大写批判文章，十年动乱中竟然跻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解放初，姚蓬子为了赚钱，找来一些“托派”做廉价劳动力，给他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读物，每千字只付两块钱报酬。

不过他虽然会认准时机，赚钱却也真不容易，每天晚上要搬来个《俄汉辞典》对着原稿校改，真是辛苦。

“文革”爆发，姚蓬子父以子贵，倒也没有受什么冲击。

他的老婆，就是姚文元他妈，组织了一个“里弄造反队”，据说也干得“轰轰烈烈”。

“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我看到过一幅漫画，题名是《姚氏父子棍帽店》，店里有各式帽子出售，上面写着“叛徒”、“内奸”、“特务”、“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字样，只在一顶帽子上面写着“革命作家、马列主义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旁边批注道：“此帽自用，概不外卖”。

店里的棍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也是“留备自用，概不外卖”。

我看了这幅画，不禁失笑，觉得真是画得好，为长期被“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辜者出了一口恶气。

我见到张春桥比较晚，已经是解放后了。

上海解放，张春桥自解放区来做《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向我们上海的文化人约稿，在有名的“老正兴”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

当时的张春桥穿一身灰布制服，戴个眼镜，很谦恭地走来走去向大家敬酒，他也还没有露出本来面目，但这副模样却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外似忠厚，内实奸诈”，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厉害。

我后来又听说了一个关于张春桥的故事：三十年代的时候，张春桥在山东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到上海来闯荡。

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除了印一些明清小说外，还收录了一些明清小品，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

张春桥报名去投考，报到录取之后老板让他校点一部小说《豆棚闲话》。

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就觉得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春桥找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

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

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

我们是没有办法，实在对不起。

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元钱。

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以备找工作期间开销。”

那时候上海的商人轻易不愿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说不定就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张静庐才特别客气。

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不禁为张静庐捏了一把汗，因为谁也想不到三十年后张春桥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把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张静庐幸亏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在“文革”中恐怕免不了要以“迫害革命青年”的罪名受到报复。

“文革”后检举“四人帮”，有人来找我，问道：“贾植芳！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四人帮’你认识吗？”我虽然认识这两根“棍子”，但害怕讲了以后人家又给我扣上“四人帮”余党的帽子，所以根本不敢说我早在四十年代就认识中学生姚文元，刚解放还与许多上海的文人一起吃过张春桥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