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时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非常短暂，对整个历史长河来说更是转瞬即逝。但是自我组建新军以来的半年，堪称黄金时间，取得的成效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在总结弊端的时候，士兵缺少锻炼被排在了第一位，因为统治者的防范，士兵们只有在作战时才能领到火器，这对军队战斗力的提高，阻碍非常明显。
新军加上张庆臻那部分人马，总兵力已经有六万之众，而且都是受过洗脑熏陶的，成了我亲自掌握的武装力量，手握形成战斗力的军队，我开始展开内政方面的改革。
今天早朝，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撤销内阁大学士制度，收回内阁的票拟职权，大刀阔斧的改组内阁，将权力重新分配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我负责，而大学士，则只有咨询参谋之权，地位一落千丈。
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刘鸿训等人完全被崇祯皇帝的举措弄懵了，他们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其他官员更是觉得不妥。
吏部尚书王永光当先站立出来，“皇上，本朝开国，丞相胡惟庸专权，太祖钦定了内阁大学士制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行之多年颇有成效，皇上……。”
我根本就不想就此事展开辩论，把手一摆道：“爱卿不必说了，朕已经做出了决定，除了改组内阁，还要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每部设尚书和侍郎各一人，各部人员能合并的机构都合并，那些挂职挂衔的一律清退，一定要做到官员责任制度，加强人事管理……。”
三省六部制在中国的官制历史中非常重要，沿袭了很长久的时间，到了明朝因为丞相胡惟庸擅权而被废除了丞相这一职位，相应的六部权力也被削弱，在六部之上形成了内阁制。
明朝的内阁是畸形的，是不健全的，往往成为阁员的除了首辅外就是一些官职比较低的官员，内阁和其他的管理机构不能很好的合作有时还会发生摩擦，而且阁员的变动非常厉害。
另外就是内阁大学士跟秉笔太监之间的矛盾，这在明朝的历史上多处可以看到，崇祯皇帝就连杀带换了十几位内阁大学士和大臣，可以说明朝的内阁虽然有后世内阁的雏形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和它的地位完全不符。
我在考虑内阁改组的时候考虑过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管理机构，不但人员要精简，效率还得高，那些什么共和、民主、议会制、君主立宪等等方案都被我否定了，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而是我自己的觉悟还没那么高，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个皇帝做的虽然累，而且有今天没明天，可君临天下的滋味让人不能割舍，因为做皇帝，真的是太爽了。
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采用后世比较可行的办法，沿用六部这个主要架构，形成以六部为主的实际内阁制度，但要在主要工作分配上更合理一些，官员的名称也不能变更，要是把户部尚书改成民政部长，不光我觉得别扭，官员也会糊涂。
皇帝当然是兼任实际的内阁总理，尚书等于部长，侍郎是副部长，下面还有司长，主要结构跟我在后世的时候看到的资料差不多；督察院的职责是监督各级官员，各部原职的给事中也全部调往督察院，组成了一支监察部队，相当于明朝时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吧！
地方上的改革虽然现在无法在全国进行，但可以在京城周边地区进行试点，省级的管理架构完全可以照搬改革后的内阁制，能裁撤的官员一律裁撤掉，地区级别的官员也予以撤销，知县直接对省级长官负责，这样应该能达到简政高效的目的。
在民政方面，减轻人民负担被摆在了第一位，除了减免赋税之外，历年来百姓所欠下的赋税也都一笔勾销，虽然此举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大地主，但是普通百姓多少也能减轻一些负担，可以减缓农民起义大爆发的趋势。
自古以来，打破旧有的，创造全新的，都要经过一番争斗，当崇祯皇帝把思谋了很久的改革方案抛出来后，反对之声甚嚣尘上，似乎一下子形成了一个反对集团，以往力挺崇祯皇帝的李标、刘鸿训等主要官员，也都站在了反对的一面。
李标刘鸿训等官员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他们都是正经八百的士人出身，深受传统思想的熏陶，崇祯皇帝的改革已经触动了士人神经的底线，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臣以为是利国之举，既可以减轻国库的开支压力，又可以鞭策官吏热心政事，然，圣人之法不可废，如君非君，臣非臣，道何可寄？减免赋税是皇上体恤百姓，乃百姓之福，然，国之血脉不外乎赋税，赋税减免，国以何运转？”
内阁大学士钱龙锡一脸凝重的说着，他说完跪倒在地，希望崇祯皇帝三思而后行，他这么一带头，满朝文武全部跪倒在地，希望崇祯皇帝慎重决策。
如果我还是初到这个时代，刚刚替代原装的崇祯皇帝，那么文武百官给我来这么一手，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能妥协。
但是现在我已经兵权在握，以洗脑教材为纲领，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利用封建宗法和皇帝的号召力为链条，形成了一支如臂使指的铁拳。
我的处境已经这样了，左右都是放手一搏，所以要玩就要玩的痛快，不能临死的时候后悔，谁想阻碍我的脚步，我就会用这铁拳将其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