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全面复苏

毛泽东少年时代接受的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从八岁起在韶山读私塾时，主要学习的就是四书、五经。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就曾回忆道：“我那时候是很相信孔夫子的。”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时候，他的思想混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观念中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除了他自己的主观因素以外，同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作为曾留学日本和英国的中国早期留洋精英，杨昌济与其他主张“全盘西化”的留洋精英有很大不同，他认为，中华文明“义蕴闳深”，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是对中华文明使用的不得法。对于出国留学，他认为：留学生回国后，更应该对国内的事情有所考察，而且如果一个人志向远大，即使留在国内求学也“未尝不可”。他的这些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深。就在他故去不久，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就曾指出：“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而东方文明实际上就是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比较好，而且“出洋”，在好些人来说只是一种“迷”，因此，他本人暂不想出国。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后并入省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结识的黎锦熙对青年时期的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黎锦熙认为，“观中国史”，应当注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这样才能很好地了解亚洲史；“观西洋史”，应当注意中西比较，这样才能借鉴外国的长处来对中国的问题有所指导。毛泽东对黎锦熙的这种治学方法非常佩服，并因此认为“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以及五四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开展，毛泽东开始接受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开展革命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在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的同时，着重指出：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国的历史遗产予以总结，对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历史上有很多“珍贵品”，而这些“珍贵品”，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应当抱着“小学生”的态度予以总结和学

习。这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的早期也存在着不顾中国国情，盲目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1931年至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只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现成结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成如同‘四书五经’一样的一条条‘圣训’”，用静止的、停滞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不顾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观点、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来看待。因此，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更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王明领导时期的革命运动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唯本本至上，把马列著作中的相对真理绝对化，盲目地照抄照搬，其结果，先是断送了中共在白区的组织机构，接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红军队伍遭遇重大挫折，被迫走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道路。与王明不同，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为了帮助全党认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与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

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倾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我党最强大的理论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不能“否定中国的东西”。1956年，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他在指出要把医学、生物、化学等西方的东西学好时，特别强调“要把中国的好东西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他面对社会上存在的全盘西化的教条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时认为“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统一了”。

毛泽东不仅确立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和原则方针，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还炉火纯青地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改造和超越，他在自己的报告和文章中引用最多的、最信手拈来的都是中国传统的东西。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李锐说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话：“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李锐还曾对《毛选》四卷里来源于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作为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的《论语》《孟子》《朱子语类》等引用数量多达20至30条，而《大学》《中庸》《易经》等引用数量也在10条左右。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带动下，全党全社会开始积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开始全面复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