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国家废除了13项经济性犯罪的死刑，有网友不赞成，说废除死刑对贪官没有了震慑作用。这对国家来说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从人类文明进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废除一部分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类的死刑的确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14亿，每年死刑执行的人数和地球上其他国家加起来差不多。这个在国际上来说，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成长中的经济体和大国，我们也需要社会和人类文明来同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减少这一类的死刑是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民众的确对贪官有非常大的义愤，不希望他们占了这么多便宜最后不死，这是道德上的权衡，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权衡是社会进步、法律和道德上的情绪两件事的平衡。
我觉得惩治根本的问题不是靠死刑，根本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两件事。第一公权力大大地减少，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管得越多，想搞定他的人越多，官员被大家搞定他的机会越多。公权力应该退回到它的边界。
第二舆论充分地透明。舆论监督比任何监督都好，你比如说现在戴一个手表就可以把这个房管局搞定，网上人肉搜索就可以把他搞下去，哪一个贪官难免得罪人，你得罪了人就在网上弄你，现在我们设计了很多禁忌，什么样的人媒体不能讲，犯了什么错误只能内部讲，我们现在一些高级领导都是属于你们不能批评的。所以只要舆论充分监督，媒体更加公开透明，再加上公权力退回到它应在的地方，就能够大规模地减少了。
纽约的市政府怎么做事？第一政府不管什么事，公权力很小，不管企业投资，他就管公共的事情，纽约的市长，彭博社的老板，为了选上这个市长，自己掏了3.2亿美金竞选，当了三届市长，他拿多少钱工资？一年拿一块钱，他每天坐地铁上班一直坐了七年。为什么要这样？他挣着钱了他也绝对不会贪污，这个公权力没有办法让你贪污，有法律管着，有媒体管着，你稍微拿一点什么事，媒体一棒子你就选不上了。我去台湾看也一样，台湾叫官不聊生，人民幸福，一个人要去做官全家人就跟死了爹一样：第一全家人就要被媒体天天说，你想你们希望你们父母当官吗？在媒体上走到哪里都被说？要看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手机，所以一个人要当官首先要征得全家同意，不是其他问题；第二如果你一当官，你的收入百分之百全晒在网上，这个时候万一你有一件事情被抓住，选票就没了。所以这两件事放在这里没法了。所以我觉得根治不在于死刑，而在于公权力回归到本来的地方，另外舆论要更加公开透明给予监督的权利。
放屁跟打嗝哪个更高雅
有很多所谓高雅的人，说什么什么东西俗不可耐。喝咖啡的人说吃大蒜的人俗，看话剧的人说看相声的人俗，其实这就像比较放屁跟打嗝哪个更高雅一样。到了国外说吃面条不能出声，到了日本你不出声，人家说不尊重。你说哪个更高雅？如果说全是西方老外，那就装点孙子，不出声，省得人家不舒服。所以这个事很难说放屁高雅还是打嗝高雅。
以此类推，我们不能说看歌剧就高雅，刘老根就粗俗。最近凤姐说了，凭什么说我就低俗，有什么定义。比如说一个长相不好的女孩追求一个帅哥，说这叫低俗，我觉得这不对。这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选择机制、淘汰机制，是很多样性的。比如说超市低俗，星光天地高雅，不能这么说，就让它存在就可以了，存在了才有文化市场，如果都是歌剧，我们不得累死，我相信90%的人都不懂，坐那儿打瞌睡。
有一次，我跟王石去纽约看歌剧，确实都睡着了，但没什么不好，音乐一直在回响着，但睡着了就是睡着了，不能说睡着了就是低俗。随地大小便是有碍观瞻，但我们没有。社会应该尊重别人表达的权利，尊重别人表现的勇气，这个社会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开心。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表达了才开心。如果都装着不表达，你们开心吗？不开心。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90后的一句话：不要被代表，要表达。
前段时间中央高层强调抵制三俗，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如果上升到国家的战略，我只能理解其用心是正确的。现在意识形态越来越空洞化，我们需要一个价值重建和道德重建的过程。道德重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民自建，还有一种是国家来承担重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是国家来重建的。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意识形态逐步地世俗化、空洞化以后，政府通过教育制度、学校教育来重建，台湾这个地区采取了一个政府重建主导的过程。如果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主导重建价值观，我是非常赞成的，而且是必须的。至于具体到什么是低俗、庸俗、媚俗，这个确实有难度，现在是转型社会，什么是低俗、媚俗，这些东西确实很难统一。很简单比如说汤唯，我认为她是艺术，但有一些部门认为是低俗，那你就把她封杀了吗？这些弄来弄去的结果，使管理没有章法。新拍的《红楼梦》，也有人说他三俗，这事得让市场、观众去选择，关于黛玉死后有没有穿衣服，这个事情就不能说低俗，《红楼梦》里随地大小便，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这就不能说低俗。主要是看观众自己的见地。
我去台湾很多次，台湾的影视中，也有各式各样的评论、讨论，由于大家不断的相信观众的判断力，不断的讨论之后低俗的东西就没有市场，剩下的还是不错的，这也有一个过程。
我们凡是着力引导的东西，由于你对此的界定不是这么清楚，就变成主观意志，最后也有伤害。站在国家的战略基点来说我赞成，但从这个具体事情来说，当你没有决定标准，比如说三级片，露两点、露三点等这样的分级制标准没有，凡是不清楚的，带有很大领导主观随意性的，有主观色彩的最好官方不要直接来做批判，而是鼓动民间讨论，民间讨论的结果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共识，最后一些精品的东西就能站地住。
至于现在全国范围的扫黄运动，这是所有文明国家绝大部分都采取过的，所以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发牌照也是政府发的，政府很多人都知道，有时候政府作为招商的软环境等等，各种说法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首先一点，文明国家都采取过这样的措施，第二，政策建议保持连续性。这样的话，使所有的社会，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人，有一个长远的预期，而且对政府的公信力会有好处。
偶像与榜样，GAY与拉拉
我们那个年代，偶像的概念就是榜样，角色榜样，让大家去崇拜，去模仿，去学的。现在的偶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它是个标签，相当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像LadyGaGa最近又变成电视节目了。为了把品牌做好难免过分地夸张，这样的话，所谓的偶像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实际上是品牌差异性的标签，大家吹捧叫偶像，当然也有人讽刺叫呕吐对象，但是不管怎么来说已经跟榜样没有关系了。这样其实都掉地上了，成龙最近都掉地上了，前一段说章子怡诈捐，现在又说成龙诈捐，我看差不多慢慢地偶像都得回归到人，然后变成平常人，实际上最终还是成为大家消费的一个对象。逐渐明星就是大家消费的对象，这就回到一个文化消费的市场范围里，这应该说是更繁荣的表现。
我们现在的社会不需要有一个偶像，比如有一个雷锋，大家只学这一个，那就不容许他有错误，比如说他不能谈恋爱不能戴手表不能穿皮衣，什么都不行，只能把他包装的特别好。现在特别多样性，每个偶像每个明星既是人也是商品，他也有缺陷，也可以大家挑剔，因为只有商品大家才挑剔，再名牌的衣服大家也有挑剔，才把它放在那交易。所以现在社会一方面偶像失去了榜样的作用，日益变成了一个消费符号，成为品牌的化身，另外也表明社会宽容了，允许这么怪异的人。
比如说我们说的现在有很多Gay、拉拉这些东西，同性恋可以出现，有些地方还可以结婚，社会更宽容了，电影都拍了，现在这些方面的题材很多，中国当中也有很多，不光在北京，在外地也有。我有时候在外地经常看到，你去看电影院门口经常有这样，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很亲密，跟我们平时同性之间不一样的亲密。
以前我是不接受同性恋的。但十二三年前我在旧金山看到了一次同性恋大游行，那次就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我接受了。我一看挺正常，天上的飞机下来的标语，后边的公安局长、政府市长都跟着游行，满街挂着七彩的旗，最后餐馆的人都特开心，我觉得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大家都这样也不恐怖。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到一些设计师，他们中也有同性恋者，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都挺好，工作挺敬业，他们也不伤害你。后来我还想明白一件事：人家器官怎么用都是自己的事，一个胳膊我可以放腿上，也可以放在头上，你政府不能说放头上是好人，放在腿上是坏人，人家器官自己决定自己怎么用，只要不强迫不伤害别人，政府不应该管，这样才叫人权。人权，人是由器官组成的，只要嘴说话不伤害别人政府就不能管，或者我说了你不起诉我。其实社会应该宽容，我手没打人，你不起诉我，政府就不应该管，其实就是一个法律的边界，每个器官的使用都只要在法律边界范围内，怎么用由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