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穷丝，野鸡大学毕业，没有任何身份地位，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父母都是老实巴交，地地道道的农民。五年前我通过招聘考试进入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每月领着千把块钱的工资。工资不涨，物价却像冲天的火箭飞速上涨。每月除去基本的生活开支和房租，口袋里已经没剩下几个钱。
我无车无房，也没有女朋友。在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跟我交往。我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没有目标，没有动力。表面上轻松自在，骨子里暗流涌动。
在这个拼爹，拼金钱，拼资本的年代里，我再这样活下去恐怕晚年不保。我不是病死，就是穷死。
父母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愁白了头，两老也没啥积蓄，所以也买不起房子。我的那些姐都嫁了，剩下我孤身一人赡养老人。
昔日的小伙伴们，都一个个混得风生水起。每到新年的时候，他们无限风光，开着豪车，搂着美妻，住着豪宅。而我却只能呆在家里，哪都不敢去，因为口袋里没有压岁钱。一站在他们面前，我就觉得无地自容。大家还在一起读书时，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我一直被他们模仿，但从未被他们超越。现如今，风水轮流转，我和他们调换了位置。
当年读书最好的是我，最差的是他们；现如今有钱最多的是他们，最穷的是我。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可我还不能死。树挪死，人挪活。我要彻底改变这个悲催的命运。我要咸鱼翻身，我要赚大钱。
同村有几个人去加纳淘金发财了，有的身家上亿，在南宁买有好几套房子。老爸为此经常在我耳边唠叨：“你看看人家，有房有车，妻妾成群，你呢？连给我包烟钱都没有。”老妈更是一天到晚催着我找个老婆，再不找好姑娘都嫁人了。
隔壁的大妈大婶也经常在我背后指指点点，都三十好几了，又是公务员，连个老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有病啊？旁人的冷嘲热讽，窘迫的生活，使我生不如死。
邻村的一个小伙伴阿龙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一趟非洲，他需要一个合作伙伴也需要一名贴身翻译。我大学学的专业不是外语，只不过毕业那年在越南做过一年英语导游。只会基本的口语交流，太专业的东西我翻译不了。我也没钱。我跟阿龙说明情况。阿龙说，没关系，反正我也没钱，手上的这些钱也都不是我的。我也没钱请翻译，相信你也应付得了。
就这样我们两个穷光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拍即合。我毅然决然辞了职，跟随阿龙去了加纳。小时候，阿龙经常来我们村玩，我和他也比较好。长大后，我们各奔东西。前两年他与人合伙做生意亏了，欠下一屁股债，债主天天找上门来，他东躲西藏好一阵子。为了摆脱这种非人的生活，他跟朋友借了高利贷去加纳淘金。阿龙身高一米六五，浓眉大眼，秀外慧中，身穿一套浅蓝色的网球服，与我心目中的金矿老板相差甚远。
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去过非洲，心里不免有一点点紧张。对非洲的印象全是战争，瘟疫和饥荒。阿龙倒是十分镇定自若，他看起来不像是去非洲丛林冒险，倒像是去香格里拉看日出。我们要去的地方名叫阿克拉，那是黄金海岸加纳的首都，也是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故乡。
我们的身体漂浮在万米高空之上，睡眠总是时断时续，我每次睁开眼睛，总是感到头晕脑胀的，可能是疲劳过度吧。又一次短暂的睡眠之后，我起身去了洗手间，在洗手间的门口和一位中国同胞擦身而过，我十分友好跟他打了个招呼，在异国他乡的旅途中能够遇见中国同胞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推开洗手间的门，一股浓浓的烟味扑鼻而来，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低头一看马桶里还飘着一个红塔山烟头，八成是刚才我们那位同胞的杰作。按照国际惯例，国际航班上是禁止吸烟的，不论在飞机上的任何角落，哪怕是在卫生间也不行，除非我们不坐这趟飞机。
飞机起飞时空中小姐也专门告诫过乘客，不要在飞机上的任何地方吸烟，这位同胞显然明知故犯。我心中未免有些怏怏不快，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美好形象需要所有海外华人共同来维护，刚才那位同胞显然没把维护自己和中国的形象放在心上。值得庆幸的是随后进卫生间的是我，要是换做其他国家的乘客，还不知道人家怎么看待我们中国人的这一陋习。
我从洗手间回到座位上，正在和阿龙说起这个事情，声讨那些作出不文明行为的同胞时，飞机上传出一阵非常熟悉的中文广播。听着听着我和阿龙的脸微微涨红，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广播的大意是发现有乘客在洗手间内吸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行为，请各位乘客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如果再发现有人违反规定，将要予以重罚。
不知道是乘务人员发现中国乘客在卫生间吸烟还是因为违反规定的总是中国乘客，他们居然直接用中文来告诫乘客，如果是后一种原因的话，真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汗颜。
当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再次响起时，我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和阿龙终于抵达目的地加纳首都阿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