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白云机场,一架宽体波音七四七客机轰然降落,庞娜和国宾馆的两位姐妹的心才算落了地。她们心想:到了广州一切都好办了。谁知,一出机场,全愣住了——没有人来接机!

对比在北京出发时的那种轰动,这简直是太强烈的反差了。三小时前国宾馆那种倾城出动的场面,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凡是能离开岗位的几乎所有员工可以说都到齐了,各级领导更是难得的整齐。人们围着她们嘘长问短,比任何一位嫁娘都风光。接着是逐家长长的车队,活像是国宾出发的阵势,她们特意绕行长安街,去体验一下那吸引无数侧目缓缓前行的车龙中,作为主人的感觉,庞娜与她们相约同行,也在其中。车到机场,所有人都忙前忙后,似乎只有她们是最清闲的。也许,喜悦减少了离别的那种失落,或者是早已准备多时,几位姑娘硬是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但必竟是头一次出远门,内心不觉还是有种酸酸的感觉。

然而,热闹场面忧在眼前,眼前的冷遇却没有想到。出发时,领导还一再讲,你们放心,一到广州就会有人来接你们,替你们安排好了一切。三位姑娘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广州。庞娜虽在人民日报工作,但主要是在北京做要闻,也因为想着有人安排一切,所有连个联系电话都没要。这下可好了,一时间大家不知所措。

三人在忧疑间,引来不少人侧目。高挑的个头,个个一米六八,这在广州并不多见。尤其是庞娜,是人见人爱,“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掉了”那种尤物,两位国宾馆的姑娘,也都是百里挑一。经常出门的人一看便知,几位姑娘是北方来的。她们瞪大眼睛,重新审视每个接机人的脸,视线所到之处,不少人不自觉垂下眼帘,不敢正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门里门外,不大的机场出口,接站的人已经换了几波了,接站的人越来越少,天也慢慢黑了下来。几位姑娘心里越来越不安起来。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来接的吗?六月的热浪,带着南国的潮湿,令姑娘们浑身不自在,汗开始流了出来。

庞娜已经通过电话,向北京的同事了解到自己广州朋友的联系方式,她的意思是先找朋友安顿下来再说,但两位姐妹并不赞同。姜沁再也按纳不住焦急的心情“也许是广州办事处搞错了航班,我打个114去问问,可能有值班的”。她是位有主意的上海姑娘,快人快语,长得也很出众。她边说边把行李推给了身边的杨珊:“你帮我看着”。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大家千万别走散了,等着我。”

几分钟后,姜沁回来了,大家从她那毫无掩饰的无神的眼中已经知道有些不妙。果然,她说:“接机的人等不到我们,已经走了,值班的人说,现在是已经下班了。让我们自己打车去东山宾馆”。接着又自言自语道“这些广东人连句‘人话’也不会说,叽哩呱拉满口‘鸟语’”。——是啊,姜沁虽然是上海人,但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北京,一句广东话都没听过,刚才广州办看更老汉的那几句话真是让姜沁费了不少劲才听了个七七八八。

东山宾馆虽比不上“白天鹅”,但也是一个星级宾馆,在姑娘们眼中与想象中“新中社驻广州办事处招待所”的样子差不多。她们在门口未遇上迎接的人,就直奔“三星级服务的三号楼”大堂。服务员热情地一件件帮她们把行李搬运到大堂后,姜沁兴高采烈地来到总台:“请问,九办订的房间在几楼”?“广东省委第九办公室”是新中社在广州办事处的别名。服务员小姐礼貌地说“请稍等”,然后在电脑中查询着,“请问您的姓名”?“姜沁”,服务员小姐递上一张纸“请您写下来……对不起,没有你们的订房”。姜沁脑袋“翁”的一声,心想:怎么,难道搞错了?

正在忧疑间,杨珊在后面叫到“姜沁,快过来”!姜沁转过身一看,眼前一亮,像是遇到了救星,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下来,刚才那种提心吊胆的劲儿全没了。原来,广州办的人到了。

然而,问题又出来了。原来,并不是安排她们住在这里。这儿也不是广州办的招待所。招待所在宾馆对面的居民区里。大家都用责怪的眼光望着姜沁。姜沁自知有短,谁叫自己没听清那个臭老头的话呢?她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好说歹说借了宾馆的行李车,重新装上十几件行李,相拥着出了宾馆。过了马路走了约百米,又钻进一条黑咕隆冬约有百米长的死胡同,走到最尾处的一扇铁门处。“到了”——广州办的人冷冷地说着,替她们搬下一件行李,按着门铃。

过了挺长的一段时间,才有人从门上的小孔里露出一只眼睛,门锁“咣当”一声开了。

住宿的条件之差是姑娘们始料不及的。然而,姑娘们实在是太累了,总算落了脚,大家一齐先到对面的东山宾馆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没想到,却遇到四个毛头小伙子与她们打挤,对她们三人逼人的魅力似乎没什么反应,而且一点儿“坤士”的劲儿都没有,每个人抱着电话一“啃”就是半天儿。姑娘们心想:人生地不熟的,也别跟他们计较了。

在电话中向家人倾诉完,大家回到住地便倒头昏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她们才有心情打量一番这个住处。

这是一幢三层高的独幢别墅,说是别墅,但看起来已有数十年的“飘揺”,列为危楼也不为过。楼后的院子荒草萋萋,象是久未收拾过了。房间内的陈设很简单,旧床旧椅旧橙,有一部尚可看清人影的黑白电视。好在有冲凉的地方,也还算干净。只是一躺下,整个人就沉到床里面,形成“弓”形。一位看来是服务员的小姐,面色铁青,显得并不怎么友善,姑娘们问也不敢多问一句。没有想到的是,与她们抢电话的那四位小伙子也在这里居住,看来是同行者。

好像事事都不如意。姑娘们被“封”在四周铁丝网的别墅内,真有些白区工作的感觉。四位小伙子不苟言笑,也使姑娘们大失所望。那位招待所的服务小姐好像是故意为难她们似的,饭做的也不可口。广东的煲汤像是“药汤”,让自北方的姑娘们难以下咽。这两天她们在招待所的任务就是学习。办事处的人拿来一台破旧的录音机和十几盒带子,交待她们务必要听。

录音的内容对姑娘们来说是新鲜而陌生的,香港的工作环境看来是严峻和可怕的,总的感觉就是不准乱说乱动,一举一动代表国家,一举一动被人监视。

姑娘的天性是爱购物。九十年代初的广州比起北京来,物品似乎丰富了许多。姑娘们一踏入广州的商场就不能自拔了,大袋小袋满载而归。只有姜沁似乎早有准备,用的、穿的一应俱全,早就备齐了,此次全当陪同,为姑娘们出出主意,拎个包,提个醒。

三天后,终于可以启程了。当姑娘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座上整洁、秩序的广九直通车,都有些兴奋。行李超重了许多,原想广州办事处会全包下来,没想到超重的部分还要自费,这也是姑娘们所不习惯的。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就可以到香港了。

一路上三个人欢声笑语,四个小伙子在一旁全当是陪衬和保镖。说也怪,车过罗湖,大家就全屏住了呼吸,一声不发,瞪大眼睛望着窗外。

香港对于她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港的名字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断听到,前些年香港电影轰动一时,这几年也常常见到印有“香港制造”的货品横行北京街头。但一切的印象全是简接的,真真实实地感受而又置身于其中,就始于今天。她们要仔细地去听一听这满怀生机城市的脚步,去适应它的节奏;她们要深深地闻一闻,这被称为“自由社会”的空气,去开启心头的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