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戴传贤书，矢志为党牺牲。
蒋介石复戴传贤书已佚。
附戴传贤来书
弟匆匆便去，未能事先告兄，归沪后屡欲有所言，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举笔者屡，方举旋又放下，不若与他人书时之易为，盖亲爱之至者，益难为言也。
抵沪后本欲即回湖，因此间尚有事待理，行李书籍又未寄来，故暂处以待，数日后乃归耳。国事当时代转换之秋，旧秩序已破裂，新秩序未建成，人自为意，必不可免，盖社会心理在革命期中之必然态状，无足忧亦无足惧。
吾人但有正确之见解与宁静之态度以对之，斯得矣。若正确之见解不能得，则宁静之态度更何从具，先生所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是也。
不学无识而又懒惰性成如弟者，当此危局，自顾忧惭，颓然思退以自牧，亦事理之当然，非有他也。吾兄以饱经忧患之身，具坚贞不拔之气，沉毅豪侠，殆聚程不识李广为一人，岂不甚可敬佩。唯所虑者，社会之改造非仅赖个性之统驭所能成功，改造者之伟大，唯于其所持理想原理之伟大与性格之仁厚、感化力之强弱中见之，而他之庄严皆副德，犹之佛之三十二庄严相，实非庄严之谓耳。
兵凶战危，载舟以此，覆舟亦以此，操之之难，恐倍于他业；若只赖个性以为统驭，临之以模范矜式，恐非持之之道，盖在时代之社会心理上，其为暗示者小而其为感化者薄也。弟为此说，词晦而理昧，不足以尽意，然吾兄且志之，三年后当有显明之例示吾人耳。二十年奔走四方，刺激既多，心理早呈变态，不仅敏过而已，是以自持甚疏，而论人论事往往有当。
兄常谓弟之盛言厉色，易使人难堪，此诚有之，今稍稍自损，欲求有合，唯三十既往，行且近无闻之年，求学已难所入，唯情性之改革，岂易为哉?且彼此之友谊，且四千日，既有所知，不敢不告，且恐弟不言，则终无第二人能言，亦无第二人敢言。在兄左右之赖以出入者，于此等处则不唯不敢，且更不知，是弟之言之，盖不得已也。嗟乎，十年以来，旧友雕丧，余者几何?寂寞之感当有同情。对此狂人，必加宥恕耳。(7月5日晨5点钟)
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讲明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能再有怀疑与批评的态度。
附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讲明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节录
方才党代表对你们所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话，你们要切实记着。无政府主义，说得好听些，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浪漫主义、退化主义。但是本党很老的同志，如李石曾、吴稚晖、张溥泉诸先生，论他们的操守道德，差不多都是可以作本党的模范的先进。他们从革命以来，没有争过一些权，也没有夺过一些利，永远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党，可是他们也是相信无政府主义，就是我自己也经过这一个思想的阶段，后来和同志们详细讨论，经过种种研究和经验所得的，再按着中国的情势以及现在的潮流，下实际体察的功夫，才知无政府主义不犹不能救中国，实在是祸害中国、灭亡民族的主义，才知道想救中国，非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可。我们并不是妄自菲薄，我们的聪明实在是及不上总理，总理的理想实在比我们高出一等。现在我们中国，处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里，国内只有种种坏人、官僚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来谋害中国，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的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如果到了这种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中国不是更加危险了吗?现在有这个三民主义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略，我们革命党，还可以慰藉我们自己革命的心理，马上按着去实行。……前几天有一个学生要求退学，按本校的章程，本来是不准学生退学的，只有本校开除学生的。他要求退学，我叫他来，问他要退学的理由，他说他是因为思想变更，所以要求退学。我问他变更的什么思想，他说他近来相信无政府主义了。我又问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在进本校以后，还是在进本校以前呢，他说是在进学校以后。若是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在未进本校以前，那只是我们教育感化力不大，这个责任还轻些，既然是进本校以后，这就是本校教育者应该负这个教育不良的完全责任了。本校是三民主义的学校，为什么能使一个学生信仰无政府主义呢?因此我又问他，你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原因，他说是外边的朋友寄给他无政府主义的书报，他看了那种书报，就相信无政府主义了。我对他说，你当初来入本校，当然是对于三民主义经过你自己的考虑相信之后，才来入党入校的。既然进了本校，你的主义就不应该变更，就不应该对于三民主义再有怀疑，这是本校明白宣布过的事。现在你自己的思想宣战，以至于行为矛盾，照本党与本校的纪律说起来，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我想留他这种学生也无益，因此我与党代表商议，得了党代表许可，就准了他的告退。……当时他所回答的话，语无伦次，神经病发得很利〔厉〕害，因此我当时把卫兵长叫来，暂时把他拘禁在禁闭室里，因为看他那种神经病的样子，实在不能放他出去，恐怕他一出去，就去寻死闯祸也不一定。……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
晚，召集军校各职教员学生暨特别区党部各组组长临时会议，并讲明办事应痛除旧习，及组长的责任。
附蒋介石讲话节录
现在校里有些事情要和大家说明，所以今晚召集各职教员以及本校党部各组组长到来开会，但今晚并不是组长会议，是学校临时会议。我们学校里自从党部成立以后，全体人员都没有精神，和从前大不相同了。……中国人向来有种最不好的习惯，就是疲玩敷衍、不负责任，无论什么事情到来，都不肯振作精神去处理解决，民族性如此，所以往往被外族侵略进来。如果人民精神不疲玩，就是外族侵入，还有挽救的方法，精神疲玩了，就完全没有勇气抵抗了。中国自宋朝以来，没有隔一二百年不受外族侵略的，这就是中国人精神疲玩的结果。此外中国人还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推诿延宕，而且自己固不愿意去做，却也不愿意人家去做，这更是现在中国人的劣性。……此次国民党大会以后，本校党部所选出的组长，他们应该负指导党员完全的责任，每一小组不过党员七八个人，他都不能照管得来，将来的大事更不消说了。原来党部推出组长的意思，是想他做党员的模范，他应该照组长的责务实行，才对于革命事业上有点裨益，不然，要推出组长做什么。至于本校的教职员，本来很有负责任的，但同时也有许多不负责的，遇着什么事，也有推诿不肯振作精神来做的。所以我说疲玩与推诿，是我们中国人最普遍的毛病。我们学校里办事的精神，比起别的团体或学校，本要算是特（突）出的，但是还没有完全照着本党的计划与意思去做。比方各队队长，自从党部成立以后，便不大负责任。我曾说过，自党部成立以后，管理学生的责任，五分之四要交给学生自己，官长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没有权管理学生了。至于组长，又推说党里对于组长的责任还没有明白的规定出来，无从照办，因此弄到学校无人负责，这还成一个什么学校。……我们革命党，不但办事不要拘泥陈腐的习惯，就是战术战略上说，如高和罗夫将军所说的，他们俄国革命军战术，完全不照德国、法国的原则，而他们就像拿破仑的战术一样，学他一种特别的战术原则，这句话真是不错的。我们革命军这十几年来不能得到胜利，就是拘泥各国战术原则的结果，这是我对于高和罗夫将军最佩服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办事，每每注重虚文，比方一个团体，章程定得很好，但事实上都不能照办，〔所以我每见着这种定章程规则的事，就要头昏脑涨了。〕我希望大家能照着一个主张去做，不必一定要等章程定好。从古以来，不论中国、外国，无论法律如何规定得好，没有人能运用，还是不行的，有了真心办事的人，就是没有法律，也可以办得好的。……一个人办事，只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就可以办，不要怕人骂我怨我，如果我们怕骂怕怨，便推诿疲玩，那么做组长的，便是同学的罪人，而且是事业上的敌人了。我们学校里，到了晚上，官长本应到学生自修室和寝室去巡查的，但近几天我总不曾见过官长出来巡查，或者有少数出来巡查的，我没有看见，也未可知，不过总没有如从前巡查的那般热心。组长也是一样的不负责，对于同学的行动思想如何，毫不关心，本来组长是帮助长官指导同学的，官长固然不能因为有了组长，便不负责。但是既有组长，一定要组长负责，和官长一齐办事，才能办得好，不然，还要组长和官长做什么用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前次有个学生。他说因为思想改变，相信了无政府主义，请求退学。我们现在发现一个证据，他并不是真正思想改变，他是因为在外面谋着了一个差使，怕这里不准他退学，所以就借无政府主义为词。由此可知，做组长的不认真监察同学的行为思想，是极不好的了。以后凡是与本党违反的书报，非经本校许可的，一概不准阅看，这种事，要组长负完全责任。办革命的事，非用严厉手段不可。……所以从今以后，不管他有没有章程，都要照着我所说的办法，刚毅果决，认真做去，学校里才有希望，主义才能成功，若果不能，本校长固然有罪，大家也不能辞咎，因为一个学校的坏，不是一个人可以坏得了的；一个学校的好，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好得起来，总要大家同心协力，始终一致，贯彻本党的主张，不愧为本党党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