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电灯泡制造厂及发电厂。其中工人俱乐部、学课及手工音乐补习室,各有专科教师,尤以社会科学为最主要,其余各贩卖合作社、图书馆、阅报室、膳厅、戏馆,无不应有尽有,而以职工会及少年**部主其政。关于工厂之历史、工人之状况及厂中资本之盈亏,皆制表揭示办公处,藉供众览焉。

从蒋介石的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苏维埃的工厂及这里生产、生活着的工人是羡慕的、赞赏的:工厂有工人俱乐部、学课及手工音乐补习室、贩卖合作社、图书馆、阅报室、膳厅、戏馆,“无不应有尽有”!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对工人以职工会及少年**部主其政、厂中资本盈亏制表揭示公开,更是闻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

参观西乡太太儿等处农村,由苏维埃员导往。先入其村苏维埃,如吾乡之乡自治会,而制度不同。再观其小学校及消费合作社,校中成绩皆日用生活品,如衣食住什具之类。乃至第二村后,导观其乡苏维埃,规模较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皆由此滥觞,乡警察隶属于此,观毕回京已七时余矣。途次觉甚寒冷。

在俄日司其国语,喜弄琵瑟与琴,看马克斯学说上半部,颇欲厌去,至下半部,则生玄悟而不忍释卷矣。

在苏联,蒋介石特意对村苏维埃作了考察。他得到的结论是“村苏维埃,如吾乡之乡自治会,而制度不同”,“乡苏维埃,规模较大,立法、司法、行政之权皆由此滥觞,乡警察隶属于此”。蒋介石于1956年12月所撰的《苏俄在中国》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立场便有不同的看法,一点也不错。

游莫斯科旧皇宫,规制壮宏,与在彼得堡者相埒,而藻饰则远不如矣。参观中央执行委员会,入其会员席,听卫生总长报告。

莫斯科的皇宫即古建筑群克里姆林宫,始建于14~17世纪。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沙皇的宫殿。克里姆林宫的宫殿建筑中,用多棱的白石砌成的多棱宫最具特色,内设俄皇宝座。大克里姆林宫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体宫殿,为2层楼建筑,计有700个厅堂。革命区,克里姆林宫一直是苏联党政机关所在地,故此蒋介石参观旧皇宫之后,顺便参观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入其会员席,听取了卫生总长的报告。

下午往车站迓邵元冲,与同归宾馆,商议处置代表团方法(时诸代表意见龃龉)。

苏俄各地皆有少年**支部,集中青年力量以充实改造基础,是其第一优良政策。

邵元冲(1888―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留学日本,认识孙中山。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民国新闻》主编。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在上海参与肇和舰反袁起义。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事。1919年后,赴美国学习,并奉命视察海外党务。1923年11月4日始率赴俄考察团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所言“时诸代表意见龃龉”,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访俄代表团4人之中,3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3年12月)〕

事实上,在访苏期间,苏联**人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加入国际**,但蒋介石则以必须俟向孙中山请示为理由予以拒绝。蒋认为劝诱加入**,就是分化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且代表团内部已经被**人所渗透。

1921年6月,张太雷与杨厚德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筹备和召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1923年初,张太雷奉**中央召调,回到中国。此时,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在中国**的面前,出现了**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中央决定,张太雷也要作为代表参加国民党执委会。加入国民党这一行动本身,同时也要求中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组织。因此,**中央决定,要加强党组织,张太雷是该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不仅在工人中做组织发展工作,而且遵照党的路线做国民党的工作。这一路线在两党间已得到共识,在国民党中发展**员与**员加入国民党是等同的,并非什么“诱”,更无“分化”可言。

往莫斯科苏维埃,参加革命纪念,听加密烈夫、蒲哈灵等谈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手水,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会散即回宾馆。

参加莫斯科苏维埃革命纪念会,所见所闻“心颇感动”,足见场面之热烈、演说之动人。

为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六周年纪念,履红色场观阅兵式,军队加入者约有两万人。

前日闻本军失利,总理东驾涉危,深以违侍左右为悔。

对于“本军失利,总理东驾涉危”一节,蒋介石“深以违侍左右为悔”。这的确是难以挽回的事实。

此时的广州异常不稳定,军阀队伍拥塞羊城,坐吃山空,政府背了越来越多的债务。更有甚者,广东附近的河流上还有海盗骚扰,未经许可或未纳资金,任何人都休想通过。孙中山治理的广东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瘫痪、**和恐惧侵蚀这座城市。从1923年8月,形势进一步恶化,一些对孙中山及支持他的军阀极其厌倦的广州人,怂恿陈炯明的军队收复该城。9月,孙中山设在广九铁路附近的军事司令部被摧毁;10月,当鲍罗廷抵达那里时,孙中山正面临着又一次摊牌。11月初,这一时刻来临了。

鲍罗廷在11月12日写给加拉罕的报告中说,广州正经历着一场浩劫;该城的陷落和孙中山政府的倒台随时都可能发生。

下午,偕邵元冲、沈定一、王登云重游不寂之园。晚访白腊洛夫。

又去游览名胜,而且独独不偕张太雷,岂不“分化”状?

又与邵元冲、王登云游不寂之园。是园地势高坦,树林整郁,其风景当推莫斯科第一。

游兴不已,流连忘返。

这次,将被张太雷“诱”过去的沈定一开除。

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一诚笃农民也。问渠国外大势,不知所答,其劳农专政国之代议士哉。

蒋介石对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评价实属偏见!什么“诚笃农民也”、“劳农专政国之代议士哉”,不一而足,尖酸苛薄,实为不恭。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苏联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

1919年3月30日,根据列宁的提议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推荐,加里宁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接替去世的斯维尔德洛夫。列宁是这样介绍他的:“这是一位从事党的工作将近20年的同志;……彼得格勒工人已经深信他是具有接近广大劳动群众的本领的,当他们缺乏党的教育时,当宣传员和鼓动员不能以同志式的态度灵活地接近他们时,加里宁同志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任务。”此后,他在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27年,始终保持同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从不要秘书代他起草文件,被称为“全苏的老总管”。

游不寂之园,此第四次也。

是日,接电闻悉粤局极危,因之尝梦身护帅驾,夜惊起曰:“中帅无恙耶,吾何以曩时必欲负气远行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游山玩水,再三再四,景不迷人人自迷!

关于广州的局势,从美国著名作家丹尼尔?雅各布斯所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中的一段文字,可见一斑:

孙中山的失败和出亡迫在眉睫,无牵无挂的鲍罗廷开始发挥旁人未能发挥的领导作用了。11月12日,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孙的顾问班子――召开的会议上,许多中央执行委员看到垮台近在眼前,竟然问道他们是否应该被召来开会。难道他们不该待在前线,而是应该准备逃跑?鉴于失败主义情绪蔓延,鲍罗廷鼓励他们继续进行抵抗。他向委员们保证:并非大势已去,人们把陈炯明军队估计得过高了,依靠革命精神,他们依然能够压倒敌人。中央执行委员们被鲍罗廷说服了,他们驱车前往各自的街区,鼓励当地的将军们坚守阵地,帮助组织防卫。

蒋氏如后悔“负气远行”,大可立即返国,以助孙中山一臂之力也,何必魂牵梦绕,悔话连篇?

上午,与赵世贤等谈事。下午,宴会,讨论莫斯科本党进行办法。对大众演述中国国民党主张及代表团来俄使命,至此方得一般谅解。

赵世贤即赵世炎(1908―1930)四川酉阳人。1922年6月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成立中国**旅欧总支部,任总支部书记兼法国支部书记。1923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蒋介石与其谈事,恰为此时。

抓住时机对大众演述中国国民党主张及代表团来俄使命,是恰当的聪明之举。这样,也就不辱孙中山予以的重任了。

与托尔斯基书。

晚,列席莫京苏维埃大会,旁听一年来之政治报告,工业已恢复至战前百分之六十,赁金比去年增加一倍,筑就工人房舍,能容一万余人。三万失职工人,政府月各给银八圆,是其重要部分也。

致托洛斯基书大意: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托尔斯基即托洛斯基)

会教育总长鲁那哈斯基,其言教育方针。一、统一教育制;二、应办专门学校;三、接近实际生活;四、注意劳工学校;五、废除宗教;六、男女同学;七、学生管理校务。常年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合计为百分之十四,统计为一万四千万元,尚不足预算三分之一也。晚,访越飞君。

苏联的教育方针对中国教育影响很大,国民政府的教育改革,基本是按这个路子走的。

游不寂之园,仍与邵元冲、王登云同行,此第五次也。踯躅良久,就此与园怅别。

五次游寂园,尚不尽兴。“与园怅别”之语,道出无限的留恋之情。

见托洛茨基,其人慷爽活泼,为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深感个性消极,尤宜致力乎此。晚,见齐采令(林)辞行。

蒋介石在苏联会见的人物,以人性来衡量,特别留有记忆的,是在当时任军事人民委员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对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

“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当最后和托洛茨基见面时,他曾这样地对蒋介石说:“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以此为临别赠言。”

托洛茨基于翌年丧失其地位,被放逐国外,从而展开对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批判运动,终于走向后来被暗杀致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