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定，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这是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的次日所写的日记，只好在这里自圆其说啦!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主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这一段日记也可以视作蒋介石日后在台湾执行土地改革之决心的准备。此日记是他引退后在故乡奉化溪口所写。
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对剿匪戡乱信心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做有计划之暴动。虽情势愈急，险象万状，唯余之信心绝未为**虚声暴动所动摇，自信尽我人事，不忧不惧，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后之难关而获得最后胜利与成功也。
当**提名蒋介石为战犯时，他曾有强烈之反应。以后美代理国务卿及总统杜鲁门亦提出此举之不公平，蒋介石即记入1948年12月31日之本月反省中。
及至接近局势最黯淡之阶段时，他写了这则日记。
至此他仍将与**军队作战视为他“主持”之对日抗战之延长，上下信心之关系亦应一切如前。及至险象毕露，他之不服输的态度，亦与在南京武汉撤退时无异。
可是，亦即在写此一段时，文中也承认城市中军民普遍地厌战，国民党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于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哄颜还至此，当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合作，并处处给他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了。李宗仁于此困境中开始了对**的和谈。
1949年1月22日，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与此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卿、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人，请求为和谈有所促进。
看到李宗仁的活动后，**于23日发表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李宗仁见此情况，又赶紧表明“和谈诚意”特命行政院实行七项措施：
(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地区，待停火后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刑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能非法逮捕。
但行政院并未完全照办。27日，李宗仁又致电**，声明他同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请**迅速指派和谈代表。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迁院广州。孙科唯蒋命是从，便于28日、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月4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蒋不仅策动孙科行政院，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又要求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和帮助消灭蒋军势力，但李不答应。
**则于2月5日发表广播声明，不承认李宗仁南京政府。对此，正中蒋介石下怀，他非常高兴，于当天写下了如上日记。
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问題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消灭**之基础耳。
关于和谈限度问題，蒋介石给定了个“基调”：一、“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二、“使双方在未來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三，关于军队改编问題，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这个和谈限度实质上是一个“划江而治”的所谓“平等的和平”方案。与**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相距十万八千里。
孙科与代总统李宗仁闹分裂，遂于3月7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行将崩溃，行政院院长一职，也乏人问津，大概都不愿出來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來帮忙，何说：他沒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李宗仁派吴忠信同张治中到溪口，请求蒋介石允许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來吧。”国民政府这才有人组阁。
张治中、吴忠信这次來溪口，还有一件事，就是想劝蒋介石出国。因为李宗仁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宗仁还将劝蒋介石出洋的消息透露出去。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重要人物正在劝蒋出洋云云。
蒋介石在溪口气愤地对张治中、吴忠信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这几句话，把别人的嘴巴封住了。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1949年3月24日正式组成，并制定了一个和谈腹案和国防部对和谈的意见。代表团并决定于4月1日赴北京与**举行谈判。张治中对屈武说：“我们在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请你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于是在3月29日，张治中与屈武二次飞往溪口，在飞机里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你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到奉化后，我同蒋委员长谈，你就同蒋经国去谈，他对他的老子还是有影响有作用的。”
到溪口以后，我就感觉到这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沒露面。当我把和谈研究的大概情形告了蒋，并把上述“腹案”给他看。他只说“我沒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就广泛地谈，沒有具体的意见。(张治中回忆)
蒋经国在3月29日的日记中也记述了这件事：当蒋收到张要來溪口的电报时，蒋说，“他來不來无所谓”。张來溪口后，蒋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
蒋氏父子为何“冷淡”？因为他们认为张等到北平，实质上是投降。
这到底是不是向**投降？**是这样写道：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
**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題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国共和谈在北京进行近半月，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明显，这种谈判不可能是“马拉松”式的。4月15日，周恩來宣布了**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南京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国民党代表团对这个《协定》作了研究之后，认为**已接受了他们所提半数以上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題，作了很大让步“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
4月16日，黄绍?和屈武携《协定》回南京，李宗仁不敢做主签字，他立即派人送溪口“转呈”蒋总裁过目。同时，张治中也给蒋写了封信，交屈武带回南京，再托吴忠信转交，希望蒋“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
然而，历史上的失败英雄，在关键时刻是很难听得进去忠言的。
4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对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此固最近时局中遭遇重大艰难；然中华民国生机与国民革命之复兴，亦即在于此也。……
其(**)所用之方法虽有不同，而其非得余而不能甘心。以及其非彻底毁灭我国家之基本不可之目的，则完全不同。
**的《国内和平协定》，于4月16日由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和顾问屈武携回南京。何应钦立即将这个协定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竟骂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把**所提之协定视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形同最后通牒”。
4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会上，蒋介石训话时说，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美国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在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來，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天上午，从上海出走，回广西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