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承认日本要求二十一条。
附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日本西进政策，因列强监视，未敢遽逞。欧战起，日军即驱德军离青岛而占领之，适世凯图变国体，遂提出要求二十一条，中分五号。第一号，规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享受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第二号，声明日本在南满及东三省有无限权利。第三号，许日本以管辖汉冶萍矿厂之权。第四号，中国不得以沿海各地租借他国。第五号，规定聘用日人为财政军事顾问，并许合办警察、军厂及布教、筑路等权利。日本通告列强，仅次重要之十一条。事为本党所闻，宣告全国，群起反对。乃袁氏急谋称帝，二十五日正式签订中日协约。
日寇要获占中国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所以我常说日寇所揭示的二十一条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
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
……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在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5月签约)之后而迅速具体化。当时，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兴未艾，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问题。至于日本，则因“二十一条”要求得以一举解决悬案，当然会对袁世凯给以善意的报酬。可以说，这是袁世凯实现帝制的最好时机。
可是袁世凯本人，却在表面上故意做出毫不关心什么帝制不帝制的态度。他在6月间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时还在表示：“吾之国体，既同于美国，以后唯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此外，又曾对心腹大将冯国璋说：“余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逼余者，则余唯有迳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好像对于权位荣利丝毫没有留恋的样子。
实则，袁世凯的做法，是不由自己主动改制称帝，而要在造成舆论推动民意拥戴的情况之后，再行践祚。
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初所利用的一着棋子，是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袁世凯指使心腹干将财政总长周自齐，收买了古德诺，由古氏撰写中国适宜于君主政体的论文，于8月3日在《亚细亚日报》发表。
命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这篇文章，是为了替袁世凯制造改制称帝的理论根据。古德诺列举无论法国革命或美国建国，其共和体制之臻于安定，都需要经过将近百年的岁月。进而申论：“一个国家，从其历史、风俗、社会、经济等方面衡量，可以得出适合于他的国体。以中国现况而论，教育既欠普及，而且在列强外侮之下，共和政体很难维护国家独立；在中国，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宜，殆无疑问。”
继之在8月23日，推进帝制运动的“筹安会”宣告组成。这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和学者等被世间称为六君子的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秉承袁氏意旨所组织的。筹安会装成一个学术团体，发表启事，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尽管如此标榜，但实则为君主立宪制造舆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担任该会理事长的杨度，并且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3篇，不断呼吁实施帝制。
总理派胡汉民、杨庶堪等赴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分赴南洋各埠，筹讨袁军饷。
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抨击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可是，差不多都没有看清楚隐蔽在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勾结。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本来就有接受日本要求的打算；然而在交涉过程中却向日本提出抗议，表现出像是煞有介事的抗拒姿态。因此，一般不明了内情的人固不待言，甚至连革命党人也都有误认袁世凯是“爱国者”的。
就像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人，都一时停止了反袁行动，通电全国“在袁世凯和日本交涉期间，暂不从事反袁斗争。”
又有组成革命团体“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等人，也附和黄兴等主张，通电发表使袁世凯闻之冁然的意见：“吾人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
可是，唯有孙中山则看透了袁世凯的卖国意图。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乃命令党务部长居正于1915年3月10日发出通告，揭发“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帝制阴谋的勾结关系，号召党员讨袁：
“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讵知所提出之条件，即使中国为朝鲜第二。夫己氏亲信之外交部与陆军部颇不谓然，因有磋商讨论之说，交涉一事，始宣传中外。不然，夫己氏早秘密送却，国人咸被奴于不识不知之中也。……吾党冀除卖国之蠹，庶几巨奸授首……外侮将无自侵入矣!”
当交涉接近结束阶段，孙中山复于4月9日以《中日交涉之黑幕》为题，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部，指出袁世凯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其内容如下：
“袁世凯原与大隈重信友善，故大隈组织内阁(1914年4月)，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还国(1914年11月)与大隈商议，求其赞助。二事者何？(一)渠欲称帝。(二)代平‘内乱’是也。及日置益还国，大隈赞成。然日本元老虽亦希望中国仍为帝国，实存以朝鲜视我之心，而又深恶袁世凯，于是强大隈先提出此次条件(二十一条)。故日置益公使于开始交涉之初，面见袁世凯，即申言日本国人皆谓足下系排日者，足下今日欲与日本亲近，而求其助，不能不有所表示。足下能将此次二十一条件完全承认，则日本国人皆信足下，而即助足下矣!云云。
“袁世凯本欲承认，而其左右如段祺瑞、汤化龙及外交总长陆徵祥诸人皆大反对。渠不得已，乃有此次抗议。
“然综观前后局势，袁终必承认也。”
于是，孙中山派胡汉民、许崇智等分头筹饷，开始策划讨袁运动。
蔡锷等组织中华民国护**，起义于云南。
袁世凯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对于讨袁气势，不啻是在火上加油。成为讨袁最大推进力的，是护**。护**是在袁世凯被推戴的几天之后--1915年12月25日，由云南将军(即原来的都督)唐继尧和蔡锷、李烈钧等人举兵起义，在云南宣布独立时所编组的部队名称。自此开端，而向贵州、四川、广西等西南地区各省扩大，终于迫使袁世凯放弃帝制，沮丧之余，于次年抑郁而终。
护**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蔡锷。蔡锷在辛亥革命之际，率领新军，光复云南全省，出任云南都督，在云、贵两省培植有很大的势力。距离北京辽远的西南各省，在袁世凯说来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他对蔡锷的势力感到畏忌，故而将之召回北京，形同软禁。
尽管如此，但蔡锷仍然和云南方面秘密联络，策进讨袁计划。由于后任云南将军的唐继尧曾经是他的部下，乃以密码电报指示做发难准备。
蔡锷于11月11日夜晚，避开袁世凯的监视耳目，由北京被软禁的地方逃出，一度称病住在天津日本共立医院，在院中换穿和服，化名乘日本轮船“山东丸”东渡日本。然后绕道台湾、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达云南省会昆明。
在昆明，已有“二次革命”主角李烈钧赶先一步到达。李烈钧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亡命日本，转赴新加坡居留；因孙中山的敦促，前来云南。
由于蔡、李二人抵步，起义的体制为之齐备，即由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2月23日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要求将策划帝制的亲信杨度等13人即日明正典刑。在24小时内如无圆满答复，则诉诸武力以谋最后解决--不啻是一个“最后通牒”。
可是，袁世凯却只叫政事堂答复：“此电想系他人捏造”，袁本人则佯作不知。
12月25日，云南终于宣告独立，废去将军，恢复都督名义，由唐继尧就任都督，其手下军队定名为“护**”。
护**命名由来，是因举行会议宣告独立的会场在护国寺，而且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