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伊克昭盟武警支队招待所。

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

三分种内收拾利索后，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后车子下了公路，感觉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

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卫东熄了车，从手边摸出三个牛皮纸的档案袋，看了眼上面的标注，分别丢给我们三人。

我疑惑的打开那个上面写有我名字的档案袋说：“这是什么？”

徐卫东低头点了支烟，脸的轮廓在打火机跳动的火光下映的有些跳跃，他抽了口烟说：“在最后一页签名。”

我抽出档案袋里的文件，封面鲜红的“调令”两字直刺入我的眼帘，大概扫了眼才明白，这是一纸把我调往伊盟武警支队的调令。我抬起头与同样满脸茫然看着我的宁志和郑勇对视了一下，宁志突然问道：“为什么？”

徐卫东抬起眼皮冷冷的扫了他一眼，说：“完事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宁志忙把下面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低下了头。他见我们三个还在犹豫，说：“不签也行。”说着就要夺我们手中的文件。我一边躲一边说：“笔，没笔。”

徐卫东一拍脑门说：“对，忘了给笔了。”说完打开车子扶手箱翻腾了半天，拿出一支圆珠笔。

徐卫东接过我们签好的文件扫了一眼，说：“你们这字真该练练。”说完闪了几下车灯。很快从不远处跑来两个身着武警制服的人，对着徐卫东立正敬礼。徐卫东把那三分文件拍到那人胸口，用下巴指了指车内说：“验验吗？”

那人一个立正说：“不敢。”

徐卫东对我们说：“出来，见见你们支队长。”

我们三人下了车，还没说话，徐卫东说：“行了，没问题就签收，带他们干活去吧。”支队长和徐卫东打了个招呼，对我们招招手说：“跟我来。”

我们三人跟着他往里隘口里跑了十几米，才发现里面一共停着十几辆车，数十武警战士早已将这个地方围得水泄不通。支队长带我们到一辆车后，对边上的警卫使了个眼色，那个警卫拉开后备箱，他走过去钻进车内，不多时出来扔给我们一人一个大墨镜和一个防爆头盔，示意我们戴上。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们摸索着跟下了车。支队长掀起后备箱，里有一个枪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支队长说：“上车检查枪支弹药，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

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听完这话后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人形的靶子我打过，人是真没打过。尽管我们都清楚那是早晚的事，而且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当罪犯，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但这次听到要真枪实弹击毙罪犯了，还是大吃一惊——在区区两个月前，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现在，因为眼前这个叫做徐卫东的人，我们就成了死刑执行人，要用手中的枪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我们是昨天傍晚接到命令随徐卫东从北京出发的，一路无话狂飙三个小时就到达伊盟。

昨晚在招待所的房间里，郑勇兴奋异常，整晚喋喋不休，临睡前在被窝里枕着自己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乐着说：“看到没？活儿来了！你们猜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宁志却没当回事：“我估计是演习。”

尽管我对这次任务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我，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我很兴奋，更多的却是不安。

这是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惶恐，徐卫东两个月前从105个学员里选出我们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惶恐的感觉。因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论体能论谋略我绝对不可能排到前三十，宁志和郑勇跟我是半斤对八两。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徐卫东把我们挑出来？

我总想从徐卫东的一言一行里找出点儿逻辑来，但他除了走路带风、老皱着眉、说话声音特别低之外，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郑勇和宁志还在漫无边际且毫无根据地猜测着任务，我不想参与，闭着眼又睡不着，不由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

也是在凌晨的这个点儿，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我们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