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参观，根据杨朔铭的命令，中国工兵们便开始了对列宁墓的爆破作业，而列宁的头颅也被取下，拿到了室外，当着杨朔铭和中国政斧一众军政高官的面，浇上汽油焚毁。

周围的记者们看到这一历史姓的场面，纷纷用相机开始抓拍，伴随着一连串的镁光灯，布尔什维克的“圣地”从此成为了历史。

视察完毕之后，杨朔铭回到了林毓英的司令部。

“大总统，‘啤酒’今天晚上到。”一位军官上前，将一张纸条交给了杨朔铭。

“他们的动作倒是很快。”杨朔铭看过纸条，笑了笑，交还给了军官，军官立刻取出打火机将纸条烧掉了。

强烈的阳光透过保温的固定木质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划破了房间内的昏暗，这光线有如镜子的内在本质，对真实作出的僵硬的反映总是冷冰冰的。

鲁道夫王子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屋里摆着巨大的红木桌子，靠在灰色大理石壁炉附近，另外有摆满书籍的书架。

他不慌不忙从宽大低矮的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享受着寂静。听到巴伐利亚制造的闹钟上的布谷鸟的叫声，鲁道夫微微一笑（这原是地方行政长官赠送的，早在1927年就一直陪着他），布谷鸟在畅快地宣布时光在流逝。

鲁道夫到了华沙，登上河岸，默默地与自己的同行者握手，然后坐上等着他的汽车。车子把他送到这座别墅。起初，鲁道夫无法入睡；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两个小时。此后捡喝了一瓶浓烈的威士忌酒。这里的酒是很多的，这座三层楼的别墅的巨大地窖里放满了酒瓶。

他时常感到紧张，因为公路离住宅只有两公里远。在德意志帝国境内，他巳习惯围墙和哨兵，可这里没有，一种毫无保护的感觉。尽管他持有瑞士公民布朗特的护照，尽管这里的帝国总督使他相信，这里毫无危险。华沙是绝对友好的，尽管波兰已经是帝国的一部分。鲁道夫还是坐立不安。躺下睡觉时，他把金质“鲁格”手枪和手榴弹藏在枕头下面，但还是无法入睡。他仔细倾听远处汽车驶过时的轰鸣。

“艾利克，”他最后说，“您把我送往目的地的时间拖得太久了。我明白，人们在尽可能详细地准备行动，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彻头彻尾抵什么也不能做的疯子送到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呢？”

“哎呀，我亲爱的布朗特，”帝国情报部总监基里尔将军微微一笑，“安静地休息吧！会有好消息的。”

基里尔从不提鲁道夫的名或姓，也不提他近些年来听惯的官职。

王子殿下什么的称谓已经不需要了。他有时还觉得缺少些服装，要么没有领带；要么穿不上袜子。

“我们十分爱护您。”基里尔接着说，“要避免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眼下正在进行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侦察。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把最尊敬的客人送到目的地，必须严格按比例分配领导人、中级人士和普通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们认为必须请您时间去检查身体，在您要去的地方向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要是有必要作一下透视，进行仔细分析和医生出色的会诊呢？近几个月承受的重负不会马上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我假设您的血压会急剧变化……所有这一切最好集中在这里，离中心不远的地方……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名字，学习华语。我向您推荐我的两个年轻朋友，他们完全听您支配，睡觉、游泳、散步……如果不是坚信您绝对安全，我绝不会斗胆说这种话……”

近些年来，鲁道夫已经习惯于别人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学会了在周围人的眼暗中发现去满足他任何古怪念头的欲望，坚信只有他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采取行动。鲁道夫十分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新地位，他必须等待不知什么人下达的命令，严格按时间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就在挂在小院里棕搁树上的锣响亮地敲响的时候，同时他必须在桌旁同主人以及两个同时负贵警卫的“教师”交谈。他们专心致志，十分殷勤，沉默寡言，但没有鲁道夫心中喜欢的奴姓，这种奴姓表现在帝国内保证他的安全，为他做饭、收拾住宅和开车的人身上。人们对此习惯得很快，要忘掉却要很长时间。

“什么是另一块大陆，”鲁道夫打量着两个沉默的壮汉，心事重重地想，“什么叫别离故土？是的。德国人，当然是德国人，这里的环境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不听我讲完就张口说话，穿着短袖衬衣、难看的牛仔裤，好像一群放猪的人。他们在游泳池中追逐打闹，哈哈大笑，他们不明白这可能打断我的思路，甚至使我生气。不，在家绝不会有这种事，还是故乡有规矩，异乡他方就是散漫，在有钱人家，甚至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也巳不再崇尚传统，这真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想到，“这种看法与我们的人种理论相矛盾，按照已故的希特勒先生的观点，曰尔曼人虽入永远是曰尔曼人，无论他居住在何处，在哪里受教育，血统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故土。”鲁道夫又想到，“这里是另一处根基，即使是曰尔曼血统。这是什么样的根基？令人费解，无稽之谈。沙石或是粘土。这里的广播节目不同，舞曲连续不断，甚至连我也想随着舞曲的节奏踏看拍子。这里的饮食不同。在帝国我根本不吃这种肉．桌上摆几瓶葡萄酒，象喝水一样——在人际关系上总是带有矫柔造作感，这可不是五度的啤酒，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看美国、法国和墨西哥报纸，与英国人、斯拉夫的犹太人为邻，向他们问候，在他们的商店购物，交换信息，不断四处扩散，初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这种接触带来的分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架造型小巧怪异的飞机降落在宅院旁绿色的场地上，只是到这时鲁道夫才放下心来。默默无语的飞行员猛地点头向他问好——在一瞬间里他脖子上原有的肌肉好像消失了，支撑不住头颅。鲁道夫喜欢这样。显然，飞行员离开帝国的时间不长，基里尔帮他上了座舱，坐在驾驶员的右侧。

“一路顶风，布朗特！我想您会真正喜欢飞去的地方。”

飞机在场地上滑行了近一百米地面，急违爬高，鲁道夫这时问：“我们往哪里飞？”

“您暂时不需要知道。”

“那告诉我，到那里有多少公里？”

“很远，有上千公里。”

“我们要在空中飘多久？”

“我们在秘密机场降落，那里有我们的兄弟，我们加上油，休息之后继续飞行。我们在山里过夜。群山之间一片寂静，美不可言。第二天，我们绕过山峰，继续前进，本来可以在一天内干完，可头儿要我别使您感到难受。不适应地在空中飘十个小时毕竟不是一件轻松事。”

“您多大岁数？”

“27岁。”

驾驶员没再多说什么，过了一分钟才看了分队长一眼，鲁道夫觉得目光中包含着某种怜悯的疑惑。

“您是党员？”

“是的，所有飞行员都必须入党。”

“必须入，您是不得已才入党吗？”

“我不喜欢摆样子，不宫欢会议上所有这些歇斯底里发作，吹捧式的发言……我喜欢德国，布朗特，有没有党其实无关紧要……”

“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德里希？佩奇。”

“您是曰尔曼人？”

“我是曰尔曼人，至死都是。我是优秀的飞行员，参加过进攻英国的战斗。对于我本人对英国人的轰炸我准备在任何一个法庭上负责。”

“那么对中国人的轰炸呢？”

“中国远着呢，我们去不了……人们空谈强大，而一说到实施打击，他们就尴尬了……”

“父亲入党了吗？”

“当然，他是老党员，国家社惠主义工人运动的老战士。”

“您同他关系好吗？”

“怎么会不好呢？”驾驶员微微一笑，“他是个杰出的人……我很佩服他。您知道，他为法国人安排飞机从巴黎到达喀尔……他十分喜欢安东？艾克丘别里这个飞行员，温柔得像个女人，他说，勇敢得像个年轻士兵……父亲和他一道执行过任务。应当明白，这条民用航线不是军方开辟的，帝国元帅对此很关心，于是父亲奉命与他交朋友……父亲说这个艾克丘别里写本书，谈过吗？”

“听也没听说过……”

“他讲了许多事情，他像孩子一样轻信，父亲说，根本不用提醒什么……当然，同所有法国人一样是个酒鬼……好色之徒……父亲打算在集中营找到他，父亲认为，法国战败后他会坐牢……他对父亲说，一个人跨越大洋飞行是最愉快的事，你，蓝天，地平线……我理解他，其中包含看瓦格纳的东西……奇怪的是一个法国人会有这种感受……”

“那么雨果呢？”鲁道夫笑道，“巴尔扎克？莫伯桑？左拉？他们难道没有感受？”

“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写得有些轻松，而我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喜欢读起来很费劲的书——当我感到一切清楚不过时，一切就变得索然无味，似乎人们在撒谎。作家是一种特殊的人，面对作家的思维我感到害怕……”

“他应当做个飞行大队长，”鲁道夫叹了口气。

弗里德里希高兴地说：“正是这样！纪律是必不可少的，所有一切都需要有纪律，否则就会一团糟。”

“他从哪里来的这种谬论，”鲁道夫想，“不参加国社党是因为不喜欢会议上的歇斯底里，那么说，他感觉到了什么，他是自主的，说到作家时为什么这样蠢？”鲁道夫心里在问。

“您知道，我和您最好不在中转站过夜，直接飞到目的地……”

“您不累吗？”

“不，我很习惯。”

“幸亏我还会感到累，用这种小玩意我们飞不了八百公里以上，尤其是深夜……”

“秘密机场建在哪里？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们在一个朋友的机场降落，他掌营着一些化学企业。他住在那里，他有房屋、土地、机场和电台……房子很好，我在那里住了一夜，美妙的音乐、游泳池、马……”

“带什么人来过？”

“即使有这种事，我也不会回答您，布朗特先生。我已起誓保持沉默，请原谅。”

“不，不，好样的，弗里德里希……我只是忍不住，明白吗？”

“明白，我们试试吧，如果我觉得可以飞的话，我会飞的，只不过应当询问指挥中心，是否允许我连续飞行。”

“是的，当然，一切应当按规矩去办。为我会让您违反定。”

“这不是规矩，而是命令。”

“那更应如此，机场的主人叫什么？”

“机场在城外。有15公里远，不能飞到城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知情过多会成为负担，我想平静地生活，我在度过艰难的时期，我正在攒钱，将来返回德国。”

“会很快吗？”

“我想过上两年所有的战士都会要求回去。”

“是吗？您真是乐观主义者，真让人嫉妒。好样的，假如您没有估计错，我会感到高兴。”

弗里德里希又露出自己温柔的微笑，在他脸上出观这微笑看起来十分奇怪，“我不是无目的地在这里飞行……”

比想象的要顺利的多，机场很快到了。鲁道夫看到了一座按巴伐利亚样式、用浸染原木作骨架建造的电台小屋。在附近的机场草坪上迎接鲁道夫的是党卫队的人，旗队长威廉？库兰特，丹克教授。他是“福克？乌尔夫”设计局负责人。在1943年他们就已相识，当时鲁道夫来到麦雷恩湖，那里设立了公司办事处。鲁道夫同丹克讨论了在工作中利用一批法国和捷克工程师。这些人由于参与抵抗运动遭到警务部的逮捕，关押在帝国的监狱中。

丹克建议，在一定的期限，至多一年时间将这些工程师用于不同目的，在此之后必须除掉他们，以免走露风声。

丹克说：“我马上查清谁会干些什么，那些没有想法的人可以马上除掉。弄清他们有何用途有—两个月的期限足够了。对才华横溢的人应当以礼相持，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让他们接受我们的信仰。”

丹克扬起手，行了军礼；鲁道夫则拥抱了丹克。

他们一动不动果呆地站了片刻，丹克用手揉揉眼除头向电台小屋方向点了一下：“饭巳淮备好了，布朗特……”

“谢谢……我该怎么称呼您？”

“马太博士。我是福克军用飞机制造厂的主任工程师，完全是合法的，我飞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同时有话对您讲。”

房间内桌上摆着两副餐具，香肠、德国啤酒、烤肉、低温熏制的火腿、许多青菜和水果。

丹克解释说：“飞行员正在屋里吃饭，他是弗兰克的人。您显然熟悉这个名字。1935年他来到此地，现在成了俄国公民，领导着这一地区的党组织。”

用餐时丹克说，他巳网罗了一批专家和学者：“航空家、物理学家、技术测算员——他们都住在厂区，在我们厂里做事，警卫全是曰尔曼人，不允许外国人通行。俄国大使请求参观我们厂，上校本人拒绝了。当然是桩丢脸的事，乱槽槽的，但这是世界的末曰，不能慢腾腾的……在特殊的设计局我吸收了保尔？克莱洛夫、埃利克？维尔温尔、约尔加？修曼、雷马尔．霍尔登、奥托？贝列恩斯、艾利斯特？施洛特尔……您在我这里会见到他们，而且是在佩纳明德，在维尔纳？冯？布劳思那里。有一部分带着犯人工作的人必须起本地的名字：乌内斯基、亚历山大、拉斯科夫，听起来蛮好听，对吧？现在就看你们这些政治家了……”

鲁道夫慢慢放下威士忌，没有送到嘴边，他皱起眉头，他生平第一次被人称作“政治家”。他一下于没有明白这个字眼是对他讲的。从现在起鲁道夫不再是别的人而是一名政治家了。

“您这里有没有度数高点的酒？”他问。

丹克站起身．打开用高山林木制成的小柜子，他递过白酒，把鲁道夫的小高脚杯斟满，然后给自己斟满，酒几乎溢了出来，他不喝酒，好像肝脏不好，鲁道夫回想起来，丹克在德国时不喝酒，鲁道夫发现他用矿泉水代替伏特加，为什么动作这样麻利，就像喝水一样。真正的国社党人不会不喝酒，这样回避酒精是不正常的。鲁道夫记起来两星期前有消息说，教授的确有病，首相本人两次让他——根据皇帝的请求——去柏林的最好的肠胃病诊所就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