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军护送的车队末尾的马车内，卑君穿着汉服，手里捧着一卷书，在敦煌住了十六年的他看上去已经完全不像一个车师人，倒像是位饱学的大儒，只有他的肤色和眼瞳依稀能看出些端倪来，除了李儒，随行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车师后国使团的人都不知道的存在，其实就算他现在出现在那些故国的人面前，也没有人能把他认出来，儒学的熏陶已经把他从当年那个曾被帝国立为国王的蛮勇青年变成了如今温文儒雅的中年文士。
和卑君同乘一车的是位照顾他的十一军团的年青参谋，出身细柳营，与卑君相处倒也愉快，尤其是两人都颇好帝国如今正蓬勃发展的新儒学，自从建宁三年开始以后，帝国原本的儒学就开始出现新旧两派，旧派自然不用说是过去已经发展到瓶颈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若是没有刘宏的介入，古文经学会在郑玄这个一代宗师手里发扬光大，从而取代今文经学，成为儒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不过现在郑玄和一批这个时代顶尖的学者则被刘宏笼络，加入了新儒学的研究中去。
儒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算是孔子开创，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而当时所谓的儒也只是负责丧事礼仪的术士，地位卑下，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便是摆脱这种小人儒的地位，成为他所向往的君子儒，虽然从表面上看，孔子始终是在维护守旧的礼乐制度，可实际上他所提倡的礼治以及在鲁国的官僚生涯，却充满了改革的意味，也正是因为他的私学，原本贵族和庶人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开始被打破。
而儒家学派实际上是在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所开创，当时一共产生了八个学派，最后更是分裂出了墨家和法家这两家学派，至少在先秦时代，儒学始终都在发展着，即使是始皇帝在一统六国以后，也曾经有过使用儒家治国的念头，不过可惜的是当时儒家向始皇帝提出了恢复分封的主张，才被始皇帝所摒弃。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儒家提出的分封主张无疑是倒退的，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在边远地区分封宗室子弟作为诸侯经营地方，而对中央的繁华地区实行郡县制才更加稳妥，秦朝的二世而亡其中并不乏这个原因，至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和儒家更是没有多少关系，所焚的书籍以六国的史书为主，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书籍也并非全部销毁，全都在当时的咸阳皇宫藏有副本，而坑杀的也几乎全是些方士。先秦文化的散佚归根结底还是在于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把当时整个秦朝所藏的书籍都付之一炬，再加上连年的兵祸才使得当时的文化和科技几乎倒退了百年，帝国建立以后，花了极长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而刘宏在回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在他登基以前，除了记录他在后世的学识以外，为了彻底融入这个时代，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学习当时的儒学，所以刘宏对儒学印象并不坏，至少儒学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所以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但实际上儒学在帝国始终都只是一层外衣，有名而无实。
刘宏在后世的时候，曾经有无数人咬牙切齿地痛恨董仲舒，认为他阉割了儒学，可实际上董仲舒为了迎合孝武皇帝，而使儒家学派走向帝国政治舞台所提出的大一统等思想，却是被敌对的学派法家的核心思想，而最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孝武皇帝为了让法家上台而已，董仲舒一生终未得到重用。
因为历代战乱和清朝大规模禁毁书籍，刘宏在后世大学的时候，也只能通过一些发掘的史料进行研究，当他亲自学习了这个时代的儒学，并且在登基以后，可以从皇宫的藏书里看到各种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以后，才让自己结合原本的历史走向对儒学形成了客观的看法，刘宏依然坚持他的理念，儒学不能运用到治国的具体层面，因为儒学是用来治人的，它有其天生的缺陷，可是却可以用来补足其缺点。
用两千年后的眼光去批判帝国的儒学，刘宏认为对当时的学者并不公平，后世的人对历史进行批判是用来汲取教训经验，是用来自我改善的，而不是以讥讽的心态去埋怨前人，就如同董仲舒在孝武皇帝的策论文章，刘宏在看了起原文以后，始终认为那是当时顶尖的政治主张，除了儒学对科技一贯的轻视以外，其他都算得上无懈可击，没有人可以开创沿用千年，万年的学说，尤其是当他们受限于身处的时代和生产力限制，儒学最大的功能便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和法家一起为统治者提供一个相对‘高效’的统治模式，自帝国建立以后的儒皮法骨的模式一直沿用了两千年，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崛起，或许这种模式和王朝兴灭的稳定循环仍将持续下去。
在刘宏眼中，儒学和法家是被皇权所阉割的，儒家所坚持的民本，法家所坚持的反对贵族世袭，都是被皇权所阉割的，所谓儒学阉割民族血性毋宁说是统治者在阉割被统治者的血性，而儒学则是最合适的工具，只不过当这个工具被皇权异化以后，压过了皇权而已，或者说和皇权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不过尽管如此，刘宏还是认为儒学至少在历史上对中国有着促进作用，撇开实际并不使用儒学的汉唐不论，宋明时期正是因为儒学的发展才使得当时的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人都说宋朝理学不堪，可实际上理学所培养出来的儒生极为刚烈，金国入侵南宋，岳麓书院的由理学所培养的儒生个个弃笔从戎，壮烈殉国者超过九成，而朱熹本人更是坚定的主战派，最后也因为主战而被贬，南宋士人最后自杀投海殉国的超过十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连拿起武器反抗都不敢，所谓的殉国也不过是懦弱而已，可是刘宏从来都认为自己曾经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或许连自杀殉国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以自卑的心态去批判古人，他们生活在物质最好的时代，可是精神却处于最空虚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不曾真正去了解自己所批判的东西，而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在刘宏看来，真正毁灭了儒学传承的是清朝，大规模的禁毁书籍，剃发易服，彻底湮灭了汉人所有的光荣，他们用了三百年时间让汉人变成了奴隶，终清一朝，除了晚期因为西方带起的工业革命进入后的生产力，在它所谓的盛世时期甚至远远不如明朝末期，在清朝，儒学彻底被阉割，被掐死，最后使得中国竟然需要用外国的理论来建立国家，有着数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就这样被击倒。
儒学，是刘宏建立一个真正世界帝国的基石，而融汇了刘宏在后世全部知识作为大纲的新儒学则是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儒学最大的缺点便是它本身是构建伦理道德，从而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注定它只能提倡忠义仁孝悌，而国家之间的政治则是肮脏和阴暗的，儒家在普通人中所提倡的美德丝毫不适用于国家之间，因此儒家是用来治人而非治国，这是儒家在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此外儒家对于具体治国手段的缺失更是让儒学最后只是成为统治阶层手里的一样工具而已，从汉唐以后，所谓的儒学出生的官僚有几个真正配称儒生，几乎大半都背叛了儒学所强调的美德，而这恰恰是人性中所无法规避的弱点。就如同刘宏所在的后世，你让官员再进党校，再学马列，他还是会贪，就算是那些民主国家也是一样。
但尽管如此，儒学始终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治人，刘宏将儒家教义包上道教的外衣作为国教，最真实的目的便是为了影响社会风气，而新儒学则是用来影响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至少在汉朝，在皇权依旧具备神圣性，儒家的先贤只是圣哲而非圣人的时代，他可以做到这一切。
帝国的新儒学利用了儒学本就具有的包容性，而将诸子百家都纳入其中，刘宏有时候觉得中国文字言简意赅，博大精深，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就像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如何解释全看个人怎么想和老师怎么教，而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被利用。所以刘宏在创建新儒学的时候，不带使用了标点符号，还借着报纸推广白话文，同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印刷和纸张优势，让新儒学在传播上彻底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卑君所在的马车内，所带的书籍清一色的全都是由新儒学所引申开来的一系列书籍，里面多以阐述政治和经济为主，尽管刘宏放开了纸张的限制，现在整个帝国能够制作新纸张的商会不少，可是印刷术却自始至终都保持在刘宏手里，他要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完成对整个汉民族在精神上的改造。
卑君一路上和同行的军官相谈甚欢，因为两人都是新儒学的信奉者，在敦煌的生活让卑君已经彻底认同自己是一个汉人，他娶了汉人女子为正妻，在敦煌他的七个子女也从小受到儒学教育，如果不是因为帝国需要，他并不愿意回到车师后国当什么国王。
因为卑君在心理上对帝国的认同，使得同行的军官也没有半点歧视之心，在细柳营的信仰灌输里，虽然是以大汉至上，帝国至上为原则进行教导，可是除了极少数的狂热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而刘宏也更多的强调文化认同感，因为过分的强调种族，会让帝国同化周边民族上陷入很大的麻烦。
对于细柳营培训出来的年青军官而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是一条原则，但是这条原则必须服从于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国之无也，他们会接纳认同自己是汉人的外族，而且并不排斥和他们一起共事，在帝国军中就有不少入了汉籍的南匈奴和乌丸军官以及士兵。
在和卑君同行的军官眼中，尊崇天子，认同自己是汉人的卑君无疑是自己人，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他并不避讳自己对车师人的厌恶。
听着同行军官的话，卑君并没有恼怒，尽管对方说的是在种族上和他一致的人，可是他却并没有什么认同感，甚至他认为同行军官说得很正确，车师人的确是朝秦暮楚，没什么忠诚可言的民族，所以才需要帝国进行统治，对他们进行教化，有时候不得不说文化的入侵才是最高效的东西，至少在敦煌完全汉化的卑君在考虑问题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汉人，而车师人则是他眼中的外族。
军事征服和文化同化一直都是帝国军研究的话题，即使是像曹操那种嗜杀的人在并州时，也始终和当地的官员一起维持着刘宏的命令，平等地对待当地的南匈奴人和汉人，他们不会纵容汉人去欺压南匈奴人，同时也不会容忍南匈奴人对汉人的冒犯，当初投诚帝国的羌渠在把两个儿子送去雒阳，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对于剩下的十几万南匈奴人正在飞速汉化的现实则视若罔闻，就连那些剩下的贵族在被带着上了一圈雒阳，见识到了真正的贵族生活以后，也全都是有了加入汉籍的打算，若不是刘宏希望慢慢消化南匈奴，恐怕南匈奴早就除名，而并州将多出十几万新汉人。
当高等文明在面对低等文明时，愿意用一种克制和平等的方式去同化外族时，其效率无疑是惊人的，而凉州，并州，幽州等地的游牧民族正在以一种平和的方式融入帝国的进程让不少士人都是成了这种方式的拥护者，当然实际上这种兵不血刃的融合方式有着其另一面，高等文明看似平等而且温和的方式往往是彻底湮灭一个民族的开始。
要消灭一个民族，有两种方式，一种自然是直接而暴力的消灭其每一个个体，从肉体上彻底抹杀，而另一种就是从精神上消灭，甚至将其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刘宏之所以愿意执行平等的同化政策，是因为帝国有着庞大的人口优势，只要帝国愿意主动同化周边的外族，那么五十年里面，通过通婚他就可以让那些外族融进汉人之中，而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融合，至于五胡乱华时期那时候，他是不承认发生过什么民族大融合的，汉人女子摔头胎的习俗就是那时候开始的，之后的元清时代也是一样，不然的话后世联合国做的汉人基因检测没道理南北汉族的父系基因相同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世叫嚣的民族融合论不过是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某些人所谓汉族是杂种的论调更是无稽之谈，至少从基因分析来看，这世界上没有比汉人更纯血的民族了，当然拿炎黄时期说事就更可笑，汉族本来就是秦汉大一统以后才形成的一个统一民族，炎黄子孙和华夏后裔只是一种文化渊源上的说法，就好比那些五胡乱华时的外族，拼了命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往汉族发源的老祖宗那边认亲，如果真要按这种做法，那么全世界的民族都很纯洁，因为大家都是猴子进化来的。
在新儒学中，对外的政治观点很鲜明，帝国有义务教化周边的外族，使其脱离野蛮愚昧，纳入帝国的统治中来，至少非常受到帝国内的那些外族血统的汉人欢迎，以雒阳为例，虽然西域各国背叛，可是原来所派遣的那些侍子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帝国对自己的母国进行讨伐，甚至不认同自己是个西域人，他们认为自己脱离了夷狄，接受了儒学教化，那么他们就是一个汉人，而他们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汉族的户籍，全都娶了汉女为妻，不少人更是担任了一些下层官吏的职务，而对此帝国的普通人也没有任何异样的情绪，最多只是一开始以新奇的目光看待，会让那些新汉人有些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像卑君这样的人在帝国有很多，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帝国也在刻意的培养这些人，像并州和幽州，入汉籍的南匈奴人和乌丸人所聚居的地方就有相当比例的本族中下级官吏，不过这些人已经不认同自己曾经的游牧民族身份，这些原本是贵族的新汉人更渴望成为真正的汉人贵族，所以在并州和幽州地区，入籍的原南匈奴和乌丸人在帝国改贵族封爵以后，能够得到正式承认的贵族基本上都会彻底和原先的一切残留的游牧民族习俗彻底分离，他们疯狂地追逐汉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会千方百计地迎娶一位有身份的汉族女子做正妻，虽然并州和幽州的世家大户没多少会把嫡系的女子嫁给他们，可是那些旁支或是破落的分家女子则并不介意，至于那些新汉人中的女子则是做梦都想找一个汉人男子做丈夫，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人口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新汉人后代很快会成为真正的汉人，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这种因为文化上的高等意识形态侵蚀可以持续五十年时间以上，并且不会被打断。
而西域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而且西域各国中，靠近帝国的几个重要国家人口都不多，刘宏有信心他可以在十年之内就让汉人的移民数目超过当地的人口，更何况他的平等同化政策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有选择的同化，不然话，凉州，并州，幽州也不会有大批的南匈奴，乌丸，羌人奴隶做为劳工在修筑道路，和做各种苦工。
在良好的讨论氛围中，卑君在半个月后到达了他离开了十六年的故国，不过曾经让他失去王位的阿罗约已经死了，死在了同样是他叔叔的军盖手里，当他透过车帘看着那熟悉的低矮城墙时，没有半点激动的心情，和车师都尉国以及车师后城长国相比，车师后国更倾向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三国虽然都有车师之名，可实际上却不是一个民族，尽管从血缘上讲他们都是印欧人种，但是普通人多以族群分类，这也可以解释西域国家改朝换代的速度为何极其频繁的缘故。
进城以后，卑君仍旧隐藏着自己的身份，混在一群帝国派遣使团的西域出身的官吏中，前来迎接的人没有人注意他，当然即使注意了他们也认不出来。
一路上的打听和刺探，李儒对自己的对手军盖已经很了解，作为习俗更偏向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车师后国来说，他们虽然是车师三国里实力最强的一家，可相对的也是最贫穷的一家，至少从三国的王都上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区别，而军盖能斩杀前国王，并非他掌握了车师后国的全部军权，只不过他实力最强，而车师后国那种游牧民族的习气又让他们信奉强者为尊，所以当军盖斩杀了前国王，剩下的贵族就都奉他为王了。
看着亲自来迎接自己的军盖，李儒只是打量了一眼，便确认了那些车师后国使臣告诉他的情报没有假，这的确是个传统的草原领袖人物，强壮有力，有野心魄力，当然也很聪明，不过这种聪明并不值一提。
很快李儒他们就进了城，宣读正式册封的诏书马虎不得，当然李儒也是为了拖时间来进行准备，所以最好宣读诏书的吉日选在了七天之后，足够他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贵族了，对于车师后国这种情形来说，只要成功斩杀军盖，便可以说大事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