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3) 第三章(3)

响铃着实冤枉了大升子。

他不是不想看响铃的身子,事实上他早就看过了。

在一个院里住着,只要想看,什么招数没有?头年夏天,院里的几个半大男女在西墙根练倚墙倒立。大升子帮着响铃倒立起来,手上极有分寸,眼睛却不失时机地顺着大腿往下溜。

这种偷窥虽然也有刺激性,但是只能勾人上瘾而不可能得到任何满足,大升子想的是动动手脚,来真的。但是慑于响铃妈的刁嘴利眼,他一直不敢。

大升子自己有一间独用的小棚屋。这间小屋实际上成了枣儿胡同半大小伙子晚间聚会的固定场所。一吃过晚饭,陆陆续续地就有人来。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抽烟、闲侃、闷坐,一直到夜半才散。在这间屋子里,什么乱七八糟、下流污脏的语言和意识都有,但是没有人出外练真的。

有的时候也有响铃这般年龄的姑娘们到大升子的小屋来。她们并不进屋,远远地站在门外和屋里的异性们斗贫嘴。仅仅是斗嘴,连撩拨挑逗的意思都没有。即使如此,门里门外这群正处于**期的男孩女孩仍很兴奋,兴奋得妙语连珠、才气横溢,或者兴奋得张嘴结舌、语无伦次。有时干脆找不到话说,就那么呆站着。呆站着也是欢乐。

当只剩下男孩们自己时,他们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性。听来的或假想杜撰的性传闻常常使他们亢奋不已。

一双双年轻的眼睛贼亮,像一群急不可耐的公狼。

应该说,直到8月28日之前的那个夜晚,枣儿胡同的大升子们还都可以算作是规矩本分的青年,尽管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憋足了一股邪恶之火。

后来就出事了。

大升子说,这就是命。如果要没有那件事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会酿成以后的惨祸。

王星敏则说,偶然是一个契合点,是历史的累积,是对未来的“凶险的暗示”。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大升子小屋里的人正在慢慢散去。先走的一个人过了一会儿突然又回来了,向还在屋里的人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后海淹死了一个人,是女的,光着身子,被人捞起来以后扔在岸边。”

“现在呢?还在不在?”有人急促地问了一句。

“在。”

没什么可犹豫的,十几个小伙子争先恐后地冲出小屋,疯了般地向后海岸边跑。

死人还在,而且的确是个女人,令人遗憾的是,她全身上下都穿着衣服,并未光着身子。这个女人已经不年轻了,臃肿肥胖,腹部高高挺起。

“自杀的。”有人介绍说,“不知好歹,恶毒攻击同志,畏罪……”

大升子们围着女尸看了好一会儿,索然无味,极其失望。

当围观的人差不多散光了以后,良顺说:“咱们给她挪个地方?”

“挪。”几个人都说。心领神会,急不可耐。

动手的是良顺和大升子。至于怎么挪,完全心照不宣。他俩麻着胆子,一人抓住女尸的一只裤管,用力向斜上方拽。但是没有成效,女人束着腰带。

后来不知怎么的,裤就被拉扯下来了。是谁把腰带解开的,天黑,没看清,看清也记不住。恐惧、亢奋、慌乱,一切都处在似有似无的虚幻中。

女人的肤色很白,小腹和两条大腿圆鼓肿胀,在昏黄的街灯映射下,泛着青幽幽的蓝光。惟有处在三角部位的隐秘处却仅仅是一团模糊的黑色。

他们后来是被一位老太太轰走的。“女人撒尿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老太太高门大嗓地使劲喊,把他们吓跑了。

大升子说,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立刻回到那间小棚屋去,而是又沿着后海堤岸漫无目的地闲荡了好久。也不是闲荡,因为每个人的心头都燃烧着一个焦灼的企望,企望年轻的、鲜活的女人。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实,这个企望是灾难性的。然而,它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凌晨1点以后,他们才重回小棚屋,又闹扯了一阵,但是无精打采、毫无兴致。性问题已明显物质化,语言的描述或思维的想象都失去了刺激性。

鲜活的女人,对于这些胡同里的小伙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上的楼阁,可望而不可即。是的,社会在允许他们合法地拥有一个“鲜活的”异性之前。他们只能克制、忍耐。

从产生到最终被允许之间,有一道由时间、法律和物质条件构成的坚固障碍。他们能忍耐到障碍物自然地消除吗?

只构成本质,而绝不会产生意志。一切形式的克制都呈病态。

大升子说,一种悲哀的情绪开始在伙伴中弥漫开。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活女人了。”有人悲愤地发着牢骚,声音里带出哭腔,充斥着绝望、饥渴、愤怒和宿命的情绪。

有人长长地叹息。

那天夜里,当屋子里只剩下大升子和另一个青年时,良顺开始指导他们进行。大升子这是第一次,羞耻、惶乱、焦躁,渴望成功但始终未能成功。

大升子后来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20年的史,即使在婚后他仍未完全戒除这一陋习。“这符合我的生活原则,绝不伤害他人。”二十几年后,这位武威武壮的中年汉子对笔者说。

笔者愕然不解。

“这保证了我对妻子和家庭的忠诚,至少我在形式上没有卷入任何婚外往。当然,谁也不能禁止我在想象中把别的女人作为倾慕的对象。”

欲即天之理。

大升子后来去了陕北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十几年以后才回到北京。老根据地的人民和黄土高原的风沙把他哺育成一个忠厚、实干的劳动者。

“那天晚上,怎么就没有成功呢?”大升子直到今天仍为此而懊丧不已。“如果……,就不会……,”他说。

应该说,大升子是条汉子。在谈及以往的岁月时,他没有试图遮掩那种种的荒唐、卑劣和丑恶。特别是在谈到枣儿胡同遭受的那场劫难以及自己的罪责时,他的内心里充满着痛苦、自责和深深的忏悔。他的一生中,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重负。

在提到吴卫东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中年汉子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失声痛哭了。哭声凄切、苍凉、痛楚。“我,是个罪人,”他说,“我请求她的饶恕。”

他是有罪责的。但是,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后来的那场空前悲剧,能归因于一次不成功的吗?

历史与文明,你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