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第二章（1）
1968年7月18日，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风雨骤临北京城。
天傍黑的时候，天宇间一声长啸，一股强劲的、无定向的狂风突然袭向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顿时狼烟暴起、砖走瓦飞，城市被如刀的风头切割得面目全非。紧接着，如注的暴雨从天而降，街市顿成汪洋。
第一阵风起，城区北路的供电系统就被摧毁了。整个西城区彻夜无灯无火，沉没在暴雨和巨大而恐怖的黑暗中。
这是犯罪者的节日。
青年湖中学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
失窃的是学校图书馆。**以后，几位教师对馆藏图书作了清理，将涉嫌封资修的书籍和全部有价值的藏书集中堆放在教学大楼五楼的一间大教室里。为了防止这部分图书被窃和流失，学校几任掌权者都把这间教室作为保卫防范的重点，进行了尽可能的加固密封。
以后的几年中，曾发生过多起针对藏书室的盗窃活动，均未成功。但每一次撬窃企图被察觉后，学校当局就对藏书室的防卫设施进行一轮新的加固。现在，用厚钢板防护的大门上装有三副撞锁和用粗铁链子连接的一把特大号重型挂锁；门外又加装了一道粗铁管焊装的栅栏式防盗门，同样用重型挂锁锁死。室内，所有的窗户都用大块黑板从里面加封钉死了。
袁一平提任校革委会保卫组长以后，曾几次检查这里的安全防卫措施。他的印象和评价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据说，他曾把一个关押在保卫组的号称“窃神”的佛爷带上五楼，指着藏书室对他说：“给你五个小时，你如果能从这里偷出一本书，我立刻就放了你。”佛爷用万能钥匙鼓捣了一个上午，那五把经过精心改装的锁他一把也没有打开。
现在，这个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钢铁壁障却被行窃者突破了。凌晨5点，有人突然发现五楼这间教室的窗户大开着。立即意识到是失窃了，迅速地报告了保卫组。
5点几分，袁一平就带着人赶到了现场。上楼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昨夜零时，他曾打着手电筒上过五楼，这里一切安然无恙，而现在恰恰过了五个小时，窃贼就完成了预定的盗窃行动。
在现场，袁一平不得不暗自佩服起行窃者的机敏、勇气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从作案过程看，行窃者先用钢锯锯断了挂锁的铁链；然后从楼道中部的盥洗室的窗户钻出楼外，沿着窗下那道仅6公分宽的砖棱贴墙行进了近5米远，打碎教室的窗玻璃，撬开封堵的板障进人室内。再以后就一切顺利了，撞锁已不能发生作用，图书是从大门堂而皇之地搬运出去的。
袁一平探头向窗外看了一眼，不禁暗暗嘬舌：夜暗、雨骤、距地面近20米的高度，而且，在两窗之间除了光秃秃的楼墙以外，没有任何扶持物，他是怎么爬过来的呢？
还有，那么粗的铁链，不可能是当时被锯断的，为对付它，窃犯需要整整工作几天！
江洋大盗！袁一平愤愤地想。
后来，有两个细节使他感到十分费解。在查看被锯断的铁链时，他吃惊地发现行窃者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
铁链上至少有五处据痕，说明他几次改变了下锯的位置。
更令人不解的是，铁链直径10毫米，必须在一个链环上锯断两处才能打开它，为什么不直接在挂锁上下锯呢？
那样，只需锯断一次就行了。事倍功半，是一种障眼法吗？
还有，袁一平在窗下的碎玻璃上，发现了斑斑点点的血迹。
上午9点，失窃清册造出来了。粗粗浏览一遍，就令人大吃一惊。失窃图书近两千册，全部是古典小说和欧美文学名著。窃犯显然极具专业眼光，馆藏的所有珍贵工具书、一套万历版《金瓶梅》和民初泉州刊刻的《戏文大全》十匣400百册全部列在失窃清册之内。
管库的教师沮丧得近乎绝望。“青年湖中学图书馆已不复存在，”他说，“因为在被抽去了灵魂和精髓之后，它只剩下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纸堆。”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失窃的图书尚未被运出学校。
最主要的是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假设行窃者在午夜零时开始动作，那么到凌晨五时案发他仅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或许再加上一两个同伙，要完成断锁、越墙、破窗以及翻检筛选图书和搬运等极其繁重的工作，已经十分勉强了。他没有时间再完成最后的运输工程。
这几乎是一个需要兴师动众的运输工程。把这么多书运出校外至少需要动用三四辆平板三轮车，用人力搬运则需用20个精壮汉子来回搬几趟。问题是他根本无路可走，校门一夜紧闭，而在黑灯瞎火、大雨滂沱的夜晚，绝无可能搬着书翻越一丈多高的围墙。
直到目前为止，窃犯和失窃的图书一定仍在校内，潜藏在一个隐蔽但绝不狭小的地方。
为了抓获窃犯，袁一平作了极其周密妥当的部署。
他自己亲自带领十条汉子把守校门，对任何一个携包出校门者实施搜检。另派保卫组骨干成员组成五个精悍的搜索分队，监控围墙，并对全校所有房间和一切角落进行彻查。
挖地三尺，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袁一平咬着牙说。
到下午6点，在对学校反复进行了梳篦式搜检以后，仍一无所获。图书和窃犯像烟似的消逝得无影无踪。
袁一平找到管图书库的教师，没头没脑地问：两千册图书是多少？
两千册就是两千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两千本。
不。我是问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数量概念。
一座小山。
晚9点，第一批失窃的图书终于被找到了。
保卫组的一个女同学在上厕所时发生了一点意外。
蹲了一会儿以后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了月经。初潮期，常常是猝不及防，搞得你很狼狈。她现在就有些尴尬，没带卫生纸。
她窘促惶乱地半站起身，前后左右毫无目的地张望，于无奈中想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应付过去。
完全是无意识地，她发现了脏纸篓里隐藏着几本书。
这是收缴回来的第一批失窃图书，也是惟一的一批，仅四本。其中比较有价值的一本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十日谈》。
保卫组连夜对全校所有的厕所以及厕所里的每一张脏纸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但是再无新的收获。
这四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厕所里，而且是女厕所呢？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此，这批失窃的图书杳如黄鹤，神秘地、未留一丝痕迹地消逝了，在以后漫长的二十多年里，它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26年后那本弥称珍贵的旧版《十日谈》仍在学校图书馆珍藏着，只是从不外借，特别是对学生。于是，关于它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就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现在的学生称这本《十日谈》为“月经版”。
以后，学校对失去了精华的藏书室再也无心防卫，保卫组后来也因此而元气大伤，藏书室又相继遭到多次扫荡和洗劫。到动乱结束时，青年湖中学文革前馆藏图书已荡然无存，“月经版”图书成了硕果仅存的几本。
在下乡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袁一平是在教学楼五楼的藏书室度过的。
门上已经没有锁了，甚至也不必再上锁，因为没有防卫的价值了。他推开门，拉亮日光灯，惨白的灯光下，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窗户大开着，呼啸的北风夹裹着沙尘扑进屋内，废页残张在风中悲凄地飘荡着。
袁一平关上窗户，开始收拾散乱扔在地上的破烂不堪的书籍。一边拍打着书上的尘土，抚平残卷的书页，他一边掉泪。
天色微明时，他走出藏书室。离去以前，他用自己带来的长长的铁钉把室门连同门框和墙体死死地钉在了一起。
他悄悄地走了。走出很远了，他又回过身来最后看了学校一眼，他相信自己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