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底至乾隆五十年三月，煌煌中原之疆血光四起。wWW!QUanbEn-xIAoShUo!CoM一月份即南阳之后河南洛阳、陈州、开封、归德等地相继出现**，中原大地动荡不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邻的安徽、陕西、山西、山东、甚至是直隶都出现了大量的告密者，而查经之后多半属实，旬月之间北方士林人人自危。

及至二月，两江、两湖、闽浙、两广诸省也频繁爆出**案；未至三月，四川、甘肃二省也陷入动荡；一时间整个士林掀起了漫天的腥风血雨。

或是贫贱书生，或是富甲一方，只要牵连进去一经着实那就是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甚至不少早已烧毁书籍的士林之家也难逃一劫。

经历了乾隆皇帝的“铁血手段”后，各地上至督抚下至县令，是无一人敢轻言手软，只要查实了就按律定刑，甚至连刑部都不用报例，直接拉出去行刑了。

整个国家，北六省，南八省，全是一片动荡，毕竟被杀的多是学识之人，而这些人在地方上又多是颇有名望的。在中国，读书人永远是联系地方的最佳人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地方督抚还是朝廷重臣，抑或是乾隆老儿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入了个“大局”。统治全国的自己却成了成了别人手中的刀子，还是一把剜自己肉的刀子，这让乾隆很恼火，偏偏布局之人遥遥无踪，这更让乾隆抓狂。但是这刀子依然要扎下去，自己再肉疼也要忍过这阵剧痛。

乾隆不话，这已经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此一来各省督抚大员就彻底放弃了“挽救”，按着朝廷的惯例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对于乾隆而言，他很明白几个月来收监处斩的人中会有很多被冤枉者，可相比于满清的统治而言，这些人杀之不足惜。

朝中的大臣们，地方的督抚们心里也是亮堂堂的，可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劝进之言，更不敢在案子上手软半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

雍正年间第一文字狱大案——年羹尧案中，年羹尧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惨死，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头骨悬挂于菜市口，手段可谓残忍至极。

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生以文字罪人地“冤狱”。乾隆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地建议：今后凡告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地。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地法官率行比附成狱地。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地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真他妈地恶心）

可他们这些上表称颂地文人墨客。又怎么料到自己称赞地“明君”。从即位地十六年起到翘辩子。五十年不到地时间内文字狱多大一百三十余案。可谓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于“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轰动全国。各省查拿地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人犯较少地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单单是涉案人员。还没算他们地家人）。另外对审理不力地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抚。仅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

王锡侯地《字贯》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地方法。把音或义相同地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地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地赞赏。在友人地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先确认了“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

乾隆还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他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的牺牲品。

这件事对满清官员的震动不可谓不大，不是在可惜才学过人的王锡侯，而是为海成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省巡抚啊，就这么着完了。何止可惜二字啊！

打那之后，满清地方官员反涉及此事，无人敢掉以轻心，轻罪重罚已是官场上的惯例了。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案于四十九年底，结于五十一年春，抄家灭族者举国皆有，流放千里更是数不胜数。波及全国上下，累及民户千万。

假如没有中华国，这场特大文字狱案不过是满清朝廷的阵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惜乾隆没想到万里之外的南洋还有这一个“痴心不悔望故乡”的梁明。